作者简介：福田亚细男（福田アジオ、Fukuta Ajio），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柳田国男記念伊那民俗学研究所所长；菅丰（菅豊、Suga Yutaka），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塚原伸治（塚原伸治、Tsukahara Shinji），茨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准教授。
译者简介：赵彦民，哲学博士（Ph.D.），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译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的《课题5》部分。
20世纪民俗学随着学院式的发展，田野调查这一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立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集体分担调查的共同调查的手法，但是，其手法的确立有哪些背景、动向呢？
其次，其手法虽然提高了调查的效率性和专门性，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专门领域的圈绳定界、调查项目主义的弊病。福田先生通过对《民俗调查手册》等书籍调查手法的体系化，参与了很多调查手法的确立，那些手法在现今以及今后还有效吗？
另外，20世纪民俗学的后半期，非常盛行由公共部门提供资助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很多民俗学者被动员，在社会上对提高民俗学的认知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基于国家资助而产生的大量的《民俗志（民俗调查报告书）》现在还有意义吗？福田先生积极地参与了这些地方史编撰事业，对于这些事业如何来评价它的功罪呢？
一、20世纪民俗学初期的调查方法是从各地收集事象，即“采访型＝昆虫采集型”，是把民俗标本化、分类比较的方法。为了超越这样的方法，开发了一个地域的分担型共同调查和地域民俗学的调查法，但是，在其形成过程中有怎样的背景呢？这些调查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是怎样的呢？
二、在学科手法的泛用化这一点上，对20世纪民俗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民俗调查手册》，另一方面，在把调查程式化（不设定问题意识）、手册化、类别化这些点上受到了批评，关于这些评价福田先生您是如何看呢？
三、20世纪民俗学的很多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相比，在田野调查的深度、持续度、综合度方面上还相差很多，那么，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以什么样的田野调查为目标呢？
四、在考虑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时候，即使我们把民俗判定为限定性的文化，仅依靠地域民俗学的调查也会出现无法全部把握的问题吧？
五、福田先生在参与文化财保护管理等国家部门的民俗学活动方面似乎并不是很积极。但是，福田先生却积极地参与公共部门提供资助的地方史编撰事业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呢？
六、在地方史编撰事业中，与地域民俗学及项目分担型集中共同调查法的发展进行了呼应，但是这些事业给民俗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呢？教育效果是怎样的呢？社会认知是怎样的呢？
七、另外，推动20世纪民俗学的地方史编撰事业给一般社会或者说给将来带来了哪些积极的成果或贡献呢？历史的贡献是什么呢？
八、另一方面，推动20世纪民俗学的地方史编撰事业被认为无论是对学科还是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方面。对学科来说，发展成为由分担意识而导致的专业分化和调查方法的手册化，夺走了自发性选择田野、选择研究对象的意向和时间，不是成为民俗学知识体系发展的障碍了吗？
九、而且，组成了调查员/专门委员=学生/教员这样结构的榨取机构，偶尔不是也发生过剽窃、擅自使用他人成果的伦理问题吗？
十、更进一步，现今积累的《民俗报告书》具有与调查费用相抵的社会意义吗？没有浪费公款吗？
十一、地方史编撰是为了谁呢？研究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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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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