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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艺（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4级直博生）：我们做形态学研究要注意哪些问题？您对于实践操作有何建议？
刘魁立：我自己也做得不好，只有一个建议，就是把研究范围的外沿确定得小一点，认定一个故事或史诗，让材料的同质性多一些。材料太杂就无法展开，会花费很多精力，把自己弄得很疲劳。比方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门类特别多，内容也特别精彩，随便举出一种，像灯彩或是景泰蓝，如果进行形态研究就很好，且比故事容易出彩。
王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第一个问题，邓迪斯说他所创制的“母题素”概念和普罗普的功能概念并不一致，两者的出发点有何差异？第二个问题，汤普森将母题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角色，第二种是背景、器物等，第三种构成真正的故事类型。我理解，第一、二种都是名词的，而第三种则是动词性的，它在真正推进叙事。邓迪斯的“母题素”也都是动词性的。汤普森和邓迪斯对母题中的名词和动词有区分吗？
刘魁立：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的。我只抱准一点：普罗普特别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主人公完全抛弃。为什么要抛弃？因为它可以换成无数别的人、树、神仙，也可以是无生命物，完全没有关系。问题的核心在于，他的“功能”实际上是动作、行为，这些决定了整个故事的演变、发展。“母题素”等概念基本也都是从功能引申出来的。当你涉及工具和人物的时候，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为、动作。普罗普的功能项中，除了衔接的部分，基本都是动作，如禁忌、违反禁忌。
王尧：这样是否忽略了对名词性母题的研究？
刘魁立：不是忽略，而是说这些名词可以变换。它们不重要，不要把它太过形式化。狗耕田不一定是哥哥和弟弟，也可能是两个别的人，或者一只狗和一只猫，完全没有关系，它本身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行为的变化、递进，这是普罗普特别重要的贡献。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认为，过去都是围绕主人公开展，而普罗普则将主人公搁置了。
王悉源（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生）：您强调共时性和历时性不能相容，但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尝试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我认为邓迪斯的禁忌、违反禁忌等几项“母题素”，就是把普罗普的线性结构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结合起来了。
刘魁立：我不排斥在一篇文章中结合共时和历时的方法，但一定要言说清楚：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以共时的看法；在讲另外一个的时候再用历时。常见的问题是不仅用共时替代历时（或历时替代共时），而且认为它们就是一回事，混淆了两者。
蔡佩春（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您刚才说到形态研究应该把材料范围限制得小一些，是指地理、时间范围要小吗？如果研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限定范围？
刘魁立：我的意思是，我们通常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讨论问题，它包括一个共时的横坐标和一个历时的纵坐标。由此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历时研究通常接触的是个体，范围可以很大或很小，这并没有关系，它总有一个固定的对象。而共时研究的对象显然不是一个，必须是若干个，这才能称作共时。
二、母题及其分类
王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刘魁立老师系统梳理了形态学相关概念和理论发展史，以下仅就该范畴内的一些根基问题提供几点思考：
（一）、母题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关注了母题对情节的链接能力：“母题含有进一步展开叙述的能力，具备相互连接的机制。”并将母题比作“肌腱”，有的肌腱链接能力强，情节发展就有更多可能性，故事就可能从这一点开始派生出更多异文；有些肌腱链接能力弱，可能只能和某一个特定的衔接，后续的情节就比较单一，故事的异文就比较少。同时，它的链接又是多指向的。那么，哪些母题会经常链接在一起，构成“固定搭配”，在故事文本中稳定出现呢？
两兄弟分家后，可能发展为狗耕田故事。但在另外一些故事文本中，兄弟分家后弟弟分得一头老牛，进而发展为牛郎织女故事。刘魁立老师将这些固定组合称为“母题链”。以上是经常组合出现的母题。反之，哪些母题肯定不可能组合在一起？除因不合逻辑、无法搭配之外，有大量母题是可能组合的，然而在某类故事文本中却很少见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在何种条件下母题组合会变化？如何进行考察？答案可能不仅要从形态学内部寻找，还要考虑诸如民族、地域等外部因素。
刘魁立老师提出的积极母题链拥有很强的嫁接能力，甚至可以整个地把别的故事类型也嫁接过来。比如蛇郎故事讲到继母生的姐姐嫉妒妹妹，就可以和灰姑娘故事衔接。哪些母题链具备这样的功能？哪些类型又会经常在某个母题处嫁接？灰姑娘和蛇郎既被认为分属不同故事类型，它们的类型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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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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