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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那些模糊了“国家——社会”边界的日常实践或许是可供未来拓展的研究领域。这种日常实践在当前的社区治理中的实施主体之一便是广泛存在于基层的积极分子，近年来经常见诸网络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个群体来自居民但同时又具有半官方的背景，一方面代表社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同时又发挥了基层整合的功能。由于社区积极群体通常都没有正式注册，组织形式多样且流动性高，学界对这个群体的研究目前尚有待推进。
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采取简单“国家——社会”、“支配——控制”的二分法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于真实逻辑的把握。邓利杰将社区比喻成一个“分合拉扯的大戏”（Arenas of Contention and Accommodation），来自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多元主体参与其中，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涵盖了来自国家的治理与干预以及个体的想象与体验。这恰对应了开篇埃利亚斯所言：个体获得了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愉悦与幸福，同时国家话语与合法性在日常实践中得到了强化。
（原文载于《读书》2018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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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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