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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由彝族建立的劳务公司东莞有4家，深圳有1家，注册资金在50万到100万不等。③仅仅是阿莫惹古家族在东莞、深圳和惠州从事带工行业的就有80余人，其手下工人近万人。由此便可窥其一斑。（①事实上这中间形成的差价也并非完全由工头所得，为了能够与工厂签订协议，工头往往需要和工厂的人事部门主管搞好关系，而由主管从中每小时抽取3~5角作为回扣也是一种潜规则。②规模较大的工厂都只与正规的劳务公司签订合同，并要求劳务公司提供正规的营业执照（或复印件）。只有一些小厂会接受没有公司的工头。这也是很多小工头只能依附于劳务公司或中介的重要原因。③截至到2011年8月，东莞的四家分别位于：厚街、长安、塘厦、桥头，深圳的位于凤岗。其中四家是在东莞注册，另外一家是在凉山注册的。）
如前所述，这些工头之间往往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彼此协助关系，而在近两年内，他们努力进一步增强内部联系进而扩大群体关系网络的趋势明显增强。①2011年6月份的时候，阿莫惹古家族就在东莞大朗镇组织了一次家族联谊会，在会上统计了工头、工人数量，并就以后该家族内部的生意合作和发展商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②2011年8月在桥头镇，由12个大工头组织了一次“彝族好友联谊会”其目的也是为以后在生意上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③由此不难发现，早期自发的、个体性的工头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开始走向一种自为团体。他们试图在将这种领工制的模式推向新的高度。
二、工头作为劳务中介
对于工头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工人从家乡带出来，并安排进厂。一般情况下，直接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小工头，当他们发展成一定规模的大工头之后，就只需要在东莞接收小工头们从老家带来的人就可以了。小工头回家带人通常集中在每年的火把节和彝族年这两段时间，因为这两个节曰对于彝族来说都很重要，大多数彝族都要回到老家。这个时候老家的人是最多的。工头们回到老家，会给自家的亲戚朋友宣传在东莞打工的好处。身处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城市生活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对于年轻人单独外出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打工，长辈们是不放心的。但是，如果有自家的亲人朋友带出去，并且与家长达成口头协议，承诺会照顾带出去的孩子，长辈们就不会再有多少顾虑了。因为他们相信同一家支的人。
工头和外出的工人们回到家乡，带回了大把的现金、流行的时装、以及城市的生活习惯，往往会成为村里村外关注的焦点。®对于生长于凉山深处、充满激情的彝族来说，这一切都充满着诱惑,很多人都禁不住跃跃欲试。因此，在前期外出的人们打下基础后，便有大量的彝族通过工头带领来到珠三角打工。一时间，外出打工在凉山便成为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笔者在美姑调查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曾对我说“这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想着外出打工，好多人家是全家出动，有些小孩才8、9岁，都想跟着大人出去打工”。在这样一种潮流影响之下，工头回家乡带工人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⑤
对于工人来说，回家过节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彝族重家支关系，工头承诺带出来的工人，通常情况下要顺利地将其带回家，而工人跟着一个工头外出，在该工头未许可的情况下，不能随便改投其他工头。只有等到工人们回家过节，工头与家长之间的口头协议结束之后，工人和工头的关系才算终止。而工人也就可趁此机会选择跟随另外的工头外出打工。因此，对于工人来说，每次回家过节事实上就相当于完成了外出打工历程的一个周期，是他们从名声不好的工头改投名声好的工头的机会。笔者认为，这也是工人们何以会如此频繁地回家过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将工人顺利带离家乡之后，工头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其安排进厂。一般情况下，小工头会直接联系与自己合作的大工头或劳务公司，让他们帮忙进厂。因为小工头自己并不具备直接联系工厂的条件，因此，大工头们便开始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寻找合适的工厂。然而，他们联系的对象往往有先后主次之分。最先联系的是与其直接合作的工厂，看厂方是否需要再招工人。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满足，他们才会联系自己认识的大工头和劳务公司。由于他们的关系网非常庞大，所以最迟在两三天内都能找到几家可选择的工厂。有所不同的是，如果是在每年9月到次年2月用工紧张期，他们找到的工厂条件比较好，工价较高，厂方对工人的族别、性别比和年龄限制都很小；而在其他时期，条件较好的工厂会对他们进行严苛的挑选，最终大部分只能流落到条件比较差的工厂。
由于语言交流、文字书写障碍，以及缺乏找工经验等原因，大部分的彝族工人除了跟着工头可以进厂之外，他们几乎很难通过自己的方式进厂。绝大部分彝族初到东莞的时候，根本不会讲普通话，很难与非彝语的群体沟通。他们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少部分接受了不完整的初中教育，文字书写能力很差。即使在进厂填写用工登记表的时候都只能依靠工头或带班协助才能完成。对于初到东莞的彝族来说，除了带他们来的工头之外，毫无其他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自然也不会通过自己联系工厂或劳务中介等部门寻找工作。因此，他们几乎只能依靠工头才可以在东莞生存下来。
如果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工厂，或者工人因工厂条件太差不愿进厂的时候，工头们要垫付工人基本的食宿花费，每个工人每天的基本花费在20~40元不等。除此基本花费外，工人还会因为额外的花费向工头借钱，比如生病、上网、买衣服等。在一定金额范围之内，工头会根据该工人目前的债务情况以及前期的工时数来具体考虑借给工人多少钱。在工人来看，工头借钱大方与否，会成为工人与工头关系亲密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工头比较大方，工人们会更愿意跟随这个工头，而如果工头管理严格，不容易借钱的话，他在工人中的口碑便不会很好。但事实上，工人一旦欠了工头钱，便只能死心塌地的跟着工头了，因为欠着工头的钱悄悄逃掉对于彝族来说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毕竟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很多都是属于一个家支。
在另一方面，对于工厂来说，工头是招用临时工的管理者，完全负责涉及临时工的各项事务。通常情况下，厂方不会单独招用个别的临时工，都是通过工头带工的形式来实现。在工头与厂方谈好各方面条件之后，便由工头安排专人将工人送到工厂，通过简单的入厂登记，再由工头集体给工人训话，讲授工厂的情况及相关规定。这一切完毕之后，工人即算正式入厂，入厂后每20~30名左右的彝族工人安排一个带班。带班的作用就是代表工头驻厂管理彝族工人，负责解决工人遇到的各方面问题，同时传达厂方给工人的信息。一般情况下，临时工出现任何问题，厂方只会找带班去处理。带班享受管理人员待遇，不需要像工人一样上车间工作，只是在具体处理事情的时候出现，领取工厂发给员工的标准工资，俗称带班费。
由此可见，在彝族临时用工模式中，工头几乎介入了从招工到用工的每一个环节，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人在此过程中几乎完全服从于工头的安排和指引，而工厂对工人则更是抱着招来就用，用完就辞的态度。所以，对于这些彝族工人来说，工头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也成了这种临时用工模式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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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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