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应卡特里娜灾难的一些心理学家旨在设计故事：同幸存者合作去“重新架构”叙事，并帮助他们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我们的方法刚好相反。对受创伤的幸存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他们对故事的所有权更为重要；这主要是说卡特里娜个案，因为那些参与到我们培训中的人觉得很多情况被媒体极度歪曲报道。他们想把他们的故事要回来；他们不想让我们再加工。如果挪用了他们唯一现存的财产，这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不合情理的。

　　所以我们寻求的是“自然的叙述”，从不止一个层面上而言：故事是说话的人创造的，而不是访谈者；也是由幸存者同胞所共享的——实际上，在社区里，它们首先是为了幸存者而被幸存者创造出来的。我们希望，项目的叙事可以足够自然，以便让整个世界都可以旁听到幸存者的谈话；这样的记录不仅对民俗学家最有价值，对幸存者自己也最好：这是他们彼此最想要的，也是他们开始疗伤时最需要的。

　　对想要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模型可以参考。对我们直接产生启发的，是美国民俗生活中心的2001年9月11日项目，其记录了9•11灾难中美国人的诸多个人经历。安•霍格（Ann Hoog），美国民俗生活中心民俗学专家，曾经在录音上网前分享了一些给我听。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听到的最引人信服的叙事不是由像我这样的专家录制的，反而是由叙述者自己创造的——由他们的朋友或者甚至是他们自己录制（Lindahl,2004:653-62）。但是，我们想要比9•11项目更多的故事，更长的部分。我们决定通过组建一个完整规模的“田野学校”给幸存者更多的培训，更多的工作，以及相应地更多的报酬，这个“田野学校”深受美国民俗生活中心开展的同类学校的影响。通过与美国民俗生活中心专家佩吉•巴格、古哈•尚卡尔（Guha Shankar）、迈克尔•塔夫脱（Michael Taft）和大卫•泰勒（David Taylor）的合作，帕特•贾斯帕和我组织了一个培训项目，着重强调被访谈者创造的、在“社区”情景下讲述的“自然叙事”。

厨房餐桌故事：幸存者对幸存者叙事疗伤的方法论

　　我们的指导前提，虽然很容易表述，却很难掌握，我们是到了第四期学校才打磨好模型的。最后的形式如下：

　　1.确认幸存者的动机。当培训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求参与者分享他们签约的原因。很少人提到钱，尽管事实上，即使是暂时的工作和一般的薪水也能让他们的生活大为改善。异口同声地，他们谈到幸存者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异口同声地，他们肯定采访幸存者的最佳人选是幸存者同胞。除了这些点之外，其他各自有所侧重。有些人谈到他们将要搜集的故事的历史重要性：他们想要有人在一百年之后参观国会图书馆或休斯顿大学时，能从受灾最深的难民的角度去看待并感受当时的风暴及其后果，要不然他们将默默无闻。有人谈到了汇编材料，记录那些帮助导致、加剧并延长灾难的诸多社会不公正之处。但大多数人谈到当下直接的关注，以极度个人的方式。他们强调分享经历的治疗方面的意义：文森特•特洛特（Vincent Trotter）告诉我们，“我来这里疗伤。”但最通常，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谈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想让人们知道我们是谁。许多人如此慷慨，但即使是最慷慨的人往往也不清楚我们到底经历过什么。我们不是罪犯、傻瓜，或落魄的人。我们拥有荣誉、尊重和自豪感，对别人，也对自己。我们不希望人们蔑视或可怜我们——只是知道我们是谁。”这项练习强化了这样一种认知，该项目的目标，实际上，正是幸存者想要的。

　　2.认识到幸存者的专长。接下来，我们告诉幸存者，他们是专家：实际上，每个人在她（绝大多数的学员为女性）的个人经历领域都是世界顶尖级专家，每个人都经历了卡特里娜飓风，而这些都是老师们所不能完全共享的——他们曾经讲述或听到飓风故事，其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知道这样的故事怎样在日常情况下展开；他们不用被提醒说，这样的故事对讲述者来说到底有多重要。这种姿态是旨在认可学员卓越的知识和经验；他们最常见的反应是，会意地点头，并具有明显的信心。他们似乎松了一口气，终于来到了一个尊重他们经历的地方。

　　3.为有机社区创造空间。两个介绍性的练习旨在鼓励参与者彼此之间分享：但在这个方面，它们完全没有必要。它们只是正式加强和渲染学员已经深深共享的社区意识——这是我们在第一期田野学校学到的教训。在培训的第一天，当我们在休斯顿大学校园没有找到什么是新奥尔良人想吃的午餐时，学员们决定集中资源为第二天做一顿公共午餐——每人都带一道不同的菜，供大家分享。第二天的午餐比官方背景下配发的不仅要好上很多倍，也长上很多倍。我们可能会说，让学员自己掌控餐桌共享，搞砸了我们的时间表，但事实上，他们自然地创造了我们想试图人工诱导出来的社区。很大部分的疗伤都是发生在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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