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思考过程中，我所亲身经历的媒体传说的强势地位强烈激发了我寻找合适的方式去接触幸存者的民间文化，以便打破三种框架——怀疑世俗信仰的旧派学术框架，将负面谣言升为事实真相的媒体框架，以及鼓励访谈者责难受害者的“公正世界”框架——它们让这些故事在过去一直没有被记录在案。同民俗学同行帕特•贾斯帕（Pat Jasper）合作，我发起了名为“在休斯顿幸存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Surviving Katrina and Rita in Houston）（简称SKRH）”的项目,这完全是一个对灾难的民俗学回应项目，旨在借助幸存者个人的资源去重建他们消失的社区并组建新的社区。SKRH是一个社区自我记录的项目，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灾难幸存者主导记录他们受灾经历叙事的项目。项目的灵魂是故事：记载现在只存在于记忆中的诸多社区的故事，面对难以想象的逆境时勇气和献身的故事，风暴之后个人和社会疗伤的故事——以及，在这些故事中，传说的有意义的分享。因为分享了他们的故事，所以幸存者中讲故事的人与访谈幸存者的人共同创建了基于自我主张的记录。

　　在2005年8月31日——在卡特里娜登陆两天之后，在将新奥尔良超级圆顶体育场里避难的居民运送到休斯顿的阿斯托洛圆顶运动场的第一辆巴士到来之前——休斯顿大学当时的杰伊校长（Jay Gogue），给所有的管理人员和教员发了一张公告，征求众人的意见，看看怎么样能帮助成千上万即将和我们在一起的灾民。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寻求民俗学同行的合作，创建了一个旨在记录幸存者经历的项目，其不仅可以疗伤……还可以……有办法雇用一些幸存者作访谈者。

　　我相信，这个项目可能会真正具有创新性，如果它能雇用并尽最大程度地依赖幸存者自己。该项目的目的不是为少数民俗学家寻找少数额外的工作机会，而是给幸存者机会，让他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工作”——有些可能是暂时的，但是有些可能会打开通向所需新职业和专业领域的真正路径。（卡尔•林达尔发给杰伊校长的电子邮件，2005年9月2日）

　　在我发出消息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收到民俗学家帕特•贾斯帕和佩吉•巴格（Peggy Bulger）的热烈回应，整个项目的基本架构就出来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贾斯帕从休斯顿基金会拿到了第一笔资助，而巴格，他当时是国会图书馆美国民俗生活中心的主任，整合了国会图书馆的资源，参与启动了一系列“田野学校”，通过其培训幸存者。第一部分活动于2006年1月启动。

　　休斯顿非常适合以幸存者为中心的灾难回应项目：超过250,000的卡特里娜难民在灾难早期聚集在这个城市，当培训开始的时候仍然有150,000留在当地。他们中的很多人同其他难民同胞相对隔离；所有人都思念之前的家园，而在新的居住地至少有些不适应。通过休斯顿基金会的一笔拨款，每位准面试者收到2250美金，并接受一个星期的强化培训，学会记录并处理幸存者同胞们的10个访谈。因为几乎所有幸存者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钱和培训很受欢迎。但是，正如我们所料，最根本的需求还是传递他们的声音。他们最需要的和我们最想要的，就是寻求方式让被采访的人根据自己的主张讲述故事。

　　自己拥有自己的故事，是我们的指导原则。有一些人，他们的故事是他们珍贵的财产，从字面上说，是他们可以声称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一些AA成员的独白就有这样的价值。我曾经和一位AA叙述者合作，她只有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才感觉是完整的（AA是Alcoholics Anonymous“戒酒匿名者”的简称，这是一个由戒酒的人匿名组成的小组，小组成员对彼此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酗酒成瘾的故事；很多成员都把他们的自传体叙事看得比他们拥有的任何财产还要贵重）。对因为卡特里娜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的风暴故事拥有同样的价值。我们民俗学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捕捉幸存者需要讲述并想要讲述的故事，恰好以他们需要和想要讲述的样子。用艾米•舒曼（Amy Shuman）的话来说，我们要警惕“移情的叙事”，这是本着好意却偷取声音的局外人所建构的，相反地，应该寻求“权利叙事”，尽可能地由每一位幸存者来建构（Shuman,2006）。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