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宣扬城市过于混乱而无法救助的故事是帮助那些不够有序——或者关切或者勇敢——去投入救援的机构逃避责难。“为什么要救助那些朝我们开枪的人？”具有这种效果的话不断被重复，说的人就是那些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的人，他们没有把近在咫尺的大量物力和人力投入救援，这些本来可以拯救数百条生命，抚慰数千人的伤痛。

　　主流媒体和有权力的人有权利犯错，但是灾民没有。即使很多断言被驳斥，但媒体传播的真相仍然在心理上保持真实，而灾民的心理真实却无人问津。新奥尔良最穷困的人，成千上万居住在如“低九区”这样贫穷社区的人，那些在风暴来袭之前最没有办法逃离这座城市的人，那些煎熬在生死边缘长达两个星期的人，比任何理智的人都更有机会要求，把他们的恐惧抛在肮脏的海水里和黑暗中。当然，他们这样做了。一旦离开房顶，离开超级圆顶体育场，安全地停留在斯托洛圆顶运动场，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讲述一个又一个主要情节相同的故事：

　　堤坝不只是被洪水冲垮的；它们是被美国军方有意炸毁的。它们被炸毁是出于社会引擎运作的精细考量，是为了保护高地上的富人而将穷人的家园从城市中清洗出去。一个接一个的幸存者——绝大多数是黑人和穷人——报告说在风暴之后相对平静的几个小时内，当似乎新奥尔良已经幸免于难，他们听到士兵通过扩音器大喊大叫，让他们离开家园，寻找高地——紧接着就是多次大爆炸的声音，还有瞬间上涨的洪水。

　　其他人变动了情节，坚持说并没有任何事先的警告：在他们的版本里，不仅仅是摧毁最穷人家的房屋，还有最穷人家的死亡，都是在卡特里娜飓风的掩护下故意策划的。但是，另一个版本的传说认为，军方并没有引爆炸药去炸毁堤坝，而是用驳船撞击薄弱点，强迫洪水流过。

　　从我第一次有机会聆听风暴受害者讲故事，我就听到像这样的报告——被那些困在城市中而又拼命希望出去的人叠加在城市的混乱中。这些报告没有一个是主流媒体传播过的；在风暴之后最初的三个月，我只是通过口耳相传或通过特定的非主流地方广播台听说的，最主要是靠KPFT——休斯顿太平洋网络站点，是在美国唯一被炸过的广播电台——在1971年被炸，因为反对越南战争。

　　对被困在洪水中的那些人来说，这个特殊的故事脚本远远比直升机的故事更广为人知。对许多被困者而言，防洪堤被炸毁是简单的事实。讲故事的人在那里，他们凭自己的感觉和自己几乎丧命的事实来证实他们的断言。他们挣扎进阿斯托洛圆顶运动场和全国其他无数收容所，相信他们是被自己的国家赶出家园，流离失所。但是其他人很少有人相信，或者甚至重复他们的故事。最直言不讳的相信者是非裔美国人同胞，像伊斯兰国家领袖路易斯•法拉罕（Louis Farrakhan）和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但是他们的话立即受到主流大多数人的反驳。在一期“马赫脱口秀”（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的电视节目中，差不多在卡特里娜飓风登陆后的两个月，李的说法被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新闻记者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标成谎言：“你知道真相，”卡尔森对李说，“联邦政府没有炸毁堤坝，因此不要助长偏执和谎言……你说它完全有可能，而你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转录自媒体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2005）。堤坝的故事被右翼新闻团体认为是非常离谱，结果连在电视上只是提到它就会被标识为“自由媒体偏见”的一个例子(Baker,2005;Media Research Center,2005)。

　　找到一个听众愿意分享你的恐惧，并接受——如果是不相信——你的故事，不只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为什么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宁肯轻易相信幸存者曾朝我们开枪而不值得被救，而不是相信其实我们——或者我们的政府，或者是我们的恐惧——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灾难至少得承担部分责任？

　　这两个互相冲突的故事脚本展演出混乱的状态——狙击手和士兵爆破者，那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至于狙击手，我相信，罗伯特•勒布朗将想象的新奥尔良狙击场面与电影《黑鹰坠落》中的做对比是切中要害，这部电影就描写了索马里恐怖分子击落美军直升机。对于美国人来说，狙击救援人员让他们想起第三世界恐怖主义袭击核心情节，这些在新闻报道中非常突出，尤其是与极端主义游击队相联系时，不论是从摩加迪沙还是到现在。在一个不断陷于海外士兵被狙击至死的真实报道中的国家，在服役年龄的男女的家人和朋友很容易就想象得出，这些士兵的生命在新奥尔良的混乱中岌岌可危。但是在将恐怖袭击的情节转到我们本土城市时，并将恶徒变成我们自己的手无寸铁的、需要救援的、生命受到威胁的公民时，我们催生了最终的偏执幻象。我们不仅将自己的公民当作犯罪分子；我们实际上还驱逐了他们。

　　到底是从历史的哪些陌生角落中，身处困境的卡特里娜幸存者才想象出一个国家这样的形象：利用一个国家的灾难和他们的贫穷去摧毁他们的家园并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对任何有记性的新奥尔良人来说（在我所知道的美国城市居民中，新奥尔良人往往有最持久的记忆），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在1927年密西西比河的大洪水中（它使近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卡特里娜之前被称为是“美国和平年代最大的灾难”），新奥尔良下游的堤坝被美国政府故意引爆，洪水冲洗了圣伯纳德教区（接壤低九区），为了在紧急时刻保住城市（Barry,1997:238-58）。在1965年，当贝特西飓风来袭时，圣伯纳德再次被淹，人们立刻假定，堤坝被有意炸毁，就像在1927年时；在2005年，即使是在卡特里娜来袭之前，低九区就流传这样的故事，说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正准备引爆堤坝，冲洗黑人社区，以便保住白人社区（Brinkley,2006:45）。在卡特里娜登陆的星期一以及在第二天，无数贝特西飓风幸存者以及一些密西西比河洪水幸存者——他们一生听到很多有据可查的政府引发洪水的故事——在低九区发洪水前也听到爆破声。在最近的报道中，这些爆破的声音在新闻里经常被解释成来自一艘驳船——被飓风从抛锚处卷走——随着水的汹涌和上涨不断地被撞向堤壁（但是一位幸存者跟我说，“那艘船在飓风里在那儿到底干吗呢？”——有足够的预警，可以把它停靠在其他地方）。在我听到的很多叙述中，驳船被认为是被有意用作攻坚物削弱堤坝。

　　不少人认为是政府策划了他们的集体悲剧，他们有更多历史先例、更多个人经历和更多危及生命的情况去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而不是像局外人那样把同样的幸存者当成是恶徒。如果地球上有人拥有权力去犯错，那就应该是被洪水淹没的新奥尔良市的身处困境的公民。因为压制受难经历的故事，宣讲他们反派的故事，结果我们就将他们迫害得更彻底。

　　局外人负面的幻象投射出一心想杀死无私救援者的无政府恐怖主义分子的有意识的混乱状态；局内者负面的幻象投射出无视并惊吓他们的政府所引发的混乱状态。他们负面的幻象被驳斥，但现在看来，至少对我来说，他们比我们的更接近于事实真相。

　　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宁肯轻易相信幸存者曾朝我们开枪而不值得被救，而不是相信其实我们——或者我们的政府，或者是我们的恐惧——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灾难至少得承担部分责任？我们统统拒绝接受灾民的事实真相，这显示出我们在认知上的一个巨大缺陷。民俗学家长期以来集中研究媒体引发传说的深具颠覆性的诸多方面内容：比如，在苏打瓶中发现老鼠的谣言，据说是针对最大的公司，而其象征性地成为最大的反派；因此，在皇冠饮料瓶中发现老鼠的故事，如果被重复足够多次，就会变成在可乐瓶中发现老鼠的故事。加里•艾伦•范（Gary Alan Fine）（1985）合成了“巨人效应（Goliath Effect）”这个词来形容这样一个过程：最大的、最强势的公司最终都会被罪责加身，即便一开始是针对较小的公司。

　　但是，在卡特里娜飓风的个案中，最弱势的群体甚至都不允许去重复他们的传说——只有几个互相隔离的媒体平台才报道并公开了幸存者的故事。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去解释自己的受难经历，结果他们就通过谣言被变成了反派。结果就导致了一种反向颠覆：“大卫效应”，由此罪责被下滑到社会底层，被归咎到最穷困和最弱势的群体。这种现象绝不是新出现的。例如，在有关芝加哥大火的基于媒体报道的现存传说中，逻辑论证始终集中在贫穷的移民群体身上——不论是不是指责他们引发了火灾——但是我并没有找到任何现存移民资料去告诉我们，在他们的心目中，谁是罪魁祸首。

　　也许20世纪最显著的“大卫效应”的例子，是西方的、媒体支持的有关拉斯普京（Rasputin）的传说，其被标榜为疯狂的俄国和尚，并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中起了一定作用。在媒体的脚本故事中，罗曼诺夫王朝、沙皇制度，以及统治者和他们的制度所纵容或导致的数百万人的死亡，都无需承担促进共产主义兴起的责任，而所有的罪责都被转移到一个农民身上，在全俄国就这样一个名字为外人所知。拉斯普金成为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原因。这个非比寻常的对事实真相的重组只有媒体能做到，而其压制了九千万农民的声音，使其集体失声。但也许“大卫效应”在年轻的21世纪最无耻的例子则是美国放弃了新奥尔良最贫穷的公民。他们所知道的真相没有人记录，而他们令人惊讶地——而且不可原谅地——成为自己受难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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