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故事：新奥尔良市周围200英里都没有通电话，我就只好在网上同一些卡津（Cajun，法国人后裔）朋友联系。在一封邮件里，我教子的母亲写道，他已经驾着平底船到洪水里救人去了——用她的话，“（他）把活着的人拉出洪水”，但“把对他的枪击留在身后。”当我重读这句话时，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一个笑话——试图在残酷的环境中找点有趣的事情。

　　但这并不是我当时的回应。恐慌中，仿佛她儿子的性命有赖于我对他的全部关注，于是我把他的险境反复讲给所有我见到的人。日子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他的消息。然后，他父亲就写信告诉我，他儿子没事。他还转发了由一群卡津人中的一员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这群人驾着自己的船结伴去新奥尔良市展开他们冒险的救援工作。我还没有见过罗伯特•勒布朗（Robert LeBlanc），但是我发现他的叙述很个性，也很富有救赎力量。当时他开着救援船在新奥尔良的屋顶间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回来之后不久，在9月2日左右写下了它。言辞中显现出疲惫，但是最明显的是他充满热情的迫切愿望。他开始写到，

　　请帮我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我对我们所遭遇的有最直接的经历。在我看来，在媒体上报道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真实情况的歪曲。结果是，很多善良的人正在死去，正在失去家庭成员。

　　勒布朗的叙述饱含着对城市生活的不信任，这一不信任遍布卡津人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紧急交流的交流下，他开始请求时，首先将自己的社会观念与救助对象的区分开来——就好像他的邻居没有人会相信他，除非他先将自己同被妖魔化的灾民区别开来：

　　对于福利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我认为人们应该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寻求救济，但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这些边界……我们可以随后理清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任何有同情心的人都会同意，在新奥尔良这里发生的对事实的扭曲需要停止，人们的生命需要被拯救，家庭需要被复原。现在。

　　我会告诉你，我可能会不同意说，大部分的人仍然需要被拯救，基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人爱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像我一样……我甚至惊讶地看到，看似年轻和贫穷的黑人正在照顾生病的、看上去很富裕的白人还有游客，这些人仍然需要被撤离。

　　国家对于城市贫民的刻板印象——同样的态度导致那么多记者和新闻观众接受了传媒传播的传说——被勒布朗的经历直接驳倒了。常常强化负面传说的个人信念被他所见证的事实彻底击垮了。他接着介绍了一系列英雄，风暴的受害者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拯救受困的陌生人。英雄之一是一个黑人男子，他用一块木板做桨划着没有动力的小木船，在三英里的航程上往返救援了好几次。其他坐在摩托艇上的救援者试图说服该男子放弃小木船，先行自救。但他拒绝放弃自己的使命，也不愿意乘坐其他船只去延缓别人的使命。勒布朗最后看见这名男子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当时他划着窄小的木船驶向被隔离的屋顶遍布的群岛，在夜幕降临之前他很难会再回来。勒布朗接着阐明他的决心，要反抗局外人的传说所造成的致命伤害：

　　我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一切，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将这个故事传播开来。媒体所描绘的一些实况正在发生，非常可怕，但它只是发生在一小群人身上……它们让新奥尔良看起来成为匪帮的领地，就如同电影《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中所刻画的摩加迪沙（索马里首都）一样，这些让志愿者（包括我们）更加犹豫，让救援努力更加困难。结果，人们正在死去。我的家人在避难所做义工……可以用单个手指数出成千上万的人中有几个不曾说过……“上帝保佑你。”他们的生活被碾碎，骨肉分离，但只是彬彬有礼地让我们给他们一些豆子和大米。

　　假如可能，这些……人的故事值得流传，因此，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他们在灾难中真实的所作所为。因此，不会有人再假定……他们朝直升机开枪。必须让人知道，他们……牺牲自己……去帮助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

　　在写完他有力的目击证词之后，勒布朗认为有必要在结尾重申他自己的政治主张：

　　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叙述是来自一名政治保守派，相信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在当下绝大多数热门的政治话题上，传统地反对像迈克尔•摩尔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等活动家的诸多意见和立场。相信我，我不是政治活动家。这超越了政治。这是关于人性……人们需要知道在地面上真实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知道新奥尔良和被困在那里的人是，尽管非常恐慌和绝望，彬彬有礼的人，而且他们应该得到活下去的机会……问候，罗伯特•勒布朗

　　勒布朗并没有读过卡尔•史密斯的《城市无序状态和信仰的面貌（Urban Disorder and the Shape of Belief）》一书，但是他已经认识到卡特里娜飓风正引领媒体，并通过他们，其他的局外人，去传播与社会主流的刻板形象最合流的那些传说（参见Smith,1995）。他需要坚持说，自己的政治态度并不影响他的故事。

大卫效应和有权犯错

　　无论我们是否觉得我们应该拥有权利去相信我们将恐慌抛向新闻的谎言，其实我们就拥有这种权利。我们负面的虚幻想象被新闻所供养和支持。当新闻成为历史，错误的叙述被筛出，但即使我们精挑细选，昨天的新闻已经创造了历史。

　　对白人中产阶级美国的负面幻象会是明天的现实。我们有权犯错——并将错误的修改为正确的。在9月17日，在我收到朋友的电子邮件变得非常担心她儿子安危的两周之后，我第一次在风暴之后看到他，听他自己说没有人朝他或他附近开过枪，当时一天半的时间他驾着船来回进出黑色水域——最终把四百多人带到陆地上。我也跟他的哥哥聊过，他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连在一起，就成为我最经常传播的卡特里娜世界的寓言。

　　当飓风来袭的时候，他们兄弟俩刚刚搬到新奥尔良。两个人及时撤离，安全而舒适地搬到一百多英里开外的父母家里。但是在8月30日，星期二，在洪水的消息广为传播时，两个人都试图回去参与救援。哥哥吉恩参加了医务培训；他加入一群医务人员坐在巴士上，大概四十多人被集中起来提供紧急救助。他们并没有到达终点。司机说前面有枪声，他不肯再往前开。没有人——当时或以后——能够证实路上确实有枪声。

　　弗朗索瓦，第二个儿子，加入一个集运船队，拖着他们的平底渔船，驶向新奥尔良的西部边缘地带。当他们到达道路倾斜进棕色水域的地方时，联邦应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和红十字会的官员制止他们继续前行，官员让他们回头并各自回家，因为情况“太混乱了”。大约有一半的志愿者在这个地方回头了，但是我的教子开着卡车离开了道路。在红十字会人员让他回头时，他快速而简单地移动路障，把船拖入水中，同时回答官员说：“好的，先生；好的，先生；好的，先生。”

　　在随后的三十六个小时里，唯一对他的救援任务造成威胁的是联邦应急管理局和红十字会。每次当他带领一船的幸存者回到洪水边缘地带时，他就要求他们在大水齐膝的地方下船。否则，他担心，官员会在洪水边缘地带抓住他的小船并阻止他再去救援。夜幕降临后，在一个无电小镇深深的黑暗中，他露天睡在水上的船里，而不是冒险睡在岸边，以免政府官员会试图阻止他继续拯救生命。

　　吉恩的巴士司机和试图让弗朗索瓦的船离开水面的联邦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是那些让谣言成为事实的人。谣言恐慌变得比真相更加真实，因为它们承担真正的后果。这些故事强化不行动状态，并为放弃救援做辩护；联邦政府、国家警卫队、红十字会和联邦应急管理局拒绝救助，或者不让别人救助，因为情况是“太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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