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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书写民俗生活和民俗语言时，沈从文对方言、谚语等特殊民俗事象进行注释。这也印证了作家接受过民俗学的影响。众所周知，注释是学术性论文的规范，而文学创作一般是很少加注的。在沈从文剧本创作中的加注现象比较普遍。当然，有的剧本没有加注也是实属无奈的。例如《过年》描写占兵被老将甲戏弄的情节。占兵是有名的民间艺人，他做的“鱼儿灯”、“竹篾狮子头”是最受孩子们喜爱的东西。可就在这个时候，衙门大人突发奇想与民同乐，找他这个最好的扎匠去衙门扎花灯。占兵不知其中原委，老将甲则狠狠地戏弄了他。整个对话风趣生动。沈从文运用了很多当地谚语，如“道标三千六百八十名兵额，要催粮，单单点到我陈复泰”；“傩妈看戏，依不得那么多”；“不怕你精似鬼，今天轮到来吃老娘洗脚水”、“刘三踢倒凳，上算一世人”；“顺顺吃猪脚！——舒服”等等。这些民俗谚语对本地读者来说自然是“颇为解颐的”，可是在异质文化中则很难理解，而且从技术方面来说，这些谚语“要加以注解，是恐怕不胜其注的。”《赌徒》中“推牌九”也有太多的“行话”是读者所不能理解的。如果要注释的话，那也要句句注释，似乎也无从注释。难怪沈从文在这个剧本的前面就说：“这也太专门了，非另做一篇骰经作注不可。因其字字须注，反而不下注解！乡土性分量多的东西，纵注也很难使外乡人体会。”毫无疑问，对剧本中的民俗事象进行注释，是沈从文民俗学意识高度自觉的表现。顺便说一下，正是沈从文自觉的民俗学意识的使然，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他创作之余对自己的小说《边城》和《长河》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民俗学注释。
最后，这些剧本与早期其他创作一样，在民俗书写中表现作家的“忧郁”审美特色。《三兽窣堵坡》在表达对于文学的见解同时，也表达自己当下生活的尴尬和寂寞：我“同二爷为人捣药一样，莫可奈何的写下来了。呵，创作，这样果真也说是创作！我只觉得可哀。捣药的事业虽无聊，能够如我所想象的那样，总之比之目下在寂寞中想完女人又来奋笔直书为二爷作传好点吧。”这些剧本与同时期的乡土小说，共同规约了沈从文创作的基本路径和价值立场。他说：“一面是生活的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北京大学兴起的民俗学和新文学活动，开启了沈从文自觉的民俗学意识和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将民俗学与文学创作有机地加以结合。我们对沈从文早期民俗学意识的考察和分析，为研究沈从文的民俗书写提供了理论和逻辑的依据。
（本文原载于《东吴学术》2018年01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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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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