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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沈从文发表的民间歌谣作品，特别是《筸人谣曲》、《筸人谣曲选》的辑录与写法与众不同。他在辑录民谣（山歌）的同时，除了对每首民谣（山歌）的种类、性质、内容、形式、特殊语境、具体地域等作技术性的介绍外，还从文学的角度对民歌进行审美观照。这种方式为作家累积了初步的文学创作经验。沈从文创造的“湘西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借重民俗事象的诗意书写。这种自觉的民俗学意识同他搜集民谣的活动有密切联系。
第二，沈从文发表的民谣流露出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题材选择和叙事特色。《镇筸的歌》、《镇筸谣曲》、《筸人谣曲选》绝大多数是恋歌。这与其他学人收集的民歌没有什么两样，例如刘半农的《江阴船歌》也是如此。周作人说民歌主题专在恋爱，这大致是不错的。一方面，沈从文对这些民歌阐释中，开始把湘西与都市进行比照，呈现比较鲜明的价值立场与审美取向。例如，沈从文在介绍《镇筸谣曲》第二十六首民谣时，指出都市与乡村男女爱情的差异，“这种解释用到在别的如像近来都市中的男女关系上，那当然是只见其傻，但在真率的代帕们心中，能够使她的态度坚决走向男的所希望的那一面，那是无疑的吧。”沈从文这样分析第三十二首民谣：“爱人的技术在乡下是除了唱歌以外用不上什么别的方法的，若是同一个新式城中女人去唱歌，高雅点去做诗，那可不行，最好，还是赶快找一点钱吧。”可以说，沈从文发表的民歌直接影响或开启了他“都市”与“乡土”两种不同的叙事路径；另一方面，沈从文的民谣文本中流露出忧郁的基调。《筸人谣曲》的“前文”中，叙写自己在北京穷困潦倒，无所适从的尴尬情绪。“目下的生活样子，因了伤风，鼻子流血，连两毛往协和医院去挂个号的钱还找不到，而冬天的威严到了身边，薄薄的蓝布衫子还不知要在何日始能找到代替者。”这种忧郁与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感伤基调完全一致。类似的叙事在沈从文作品中屡见不鲜，并构成作家一个相当稳定的叙事风格和特色。民俗学文本与文学文本构成了某种“互文性”关系。
第三，沈从文借助民俗学文本表达他初期的文学及文学创作的基本观念。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京报•国语周刊》刊发他的《乡间的夏》（镇筸土话）。在“话后之话”中，作家对“文学”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即“用笔写出来的比较上新鲜，俏皮，真实的话而已。若因袭而又因袭，文字的生命一天薄弱一天，又那能找出一点起色？”沈从文主张“新鲜”、“俏皮”、“真实”，反对“因袭”的文学语言标准，契合“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要求。新文学从白话文运动起步，目的是推倒传统的文言文创作，取而代之用通俗易懂、鲜活生动的白话文创作。这是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在新文学创作中的反映。歌谣的搜集与发表恰恰可以作为新文学创作的一个参照和借鉴。胡适从文学发展与方言的关系角度指出，“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做文学，敢用方言做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发表，标志着沈从文抱着庄重严肃的态度走上了崎岖艰难的文学道路。他响应新文学的号召，采用民间鲜活的话语进行创作，相继发表了系列民间歌谣和用“镇筸土话”创作的作品。“我想来做一种新尝试。若是这尝试还有一条小道可走，大家都来开拓一下，也许寂寞无味的文坛要热闹一点。”他早期的文学作品，如深受志摩欣赏的《市集》，就是用新鲜俏皮的民间话语对故乡民俗生活的描摹和再现。在“附告白”中他说：“文中有许多叠句叠字处，看来已不大通，这乃是保全乡土趣味缘故，只得如此。若是但失之鄙俚，那么，大概还会有个把读者感到趣味”。
三
沈从文的早期剧本创作似乎不太为读者所重视。一九二五年发表了《卖糖复卖糕》、《赌徒》和《野店》；一九二六年有《母亲》、《支吾》、《盲人》、《鸭子》、《霄神》、《羊羔》、《蟋蟀》和《过年》；一九二七年有《蒙恩的孩子》和《刽子手》等。同沈从文乡土小说一样，这些剧本的民俗意蕴非常显著。
第一，除《盲人》、《蒙恩的孩子》和《支吾》外，其余剧本都是描写故乡丰富浓郁的民俗生活的。这种民俗书写构成沈从文早期“湘西世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卖糖复卖蔗》和《鸭子》描写主人公作小本买卖吆喝的场景，生动刻画了油滑、风趣又不失精明的小贩。人物对话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虽然只是一个片段，一个场景，但我们发现沈从文善于运用鲜活风趣的方言土语创作的意识。剧本《羊羔》也是通过把总和屠户之间对话，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特别是把总通过请吃一碗面条的手段，就成功地把屠户的那只肥羊搞到了手。屠户虽然心知肚明，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做下这桩赔本的买卖。人物对话机智幽默，语言风趣并穿插不少当地歇后语，如“傩妈看戏，依不得那么多傩”；“三个钱开当铺，搅手脚不匀”等。
斗蟋蟀是民间古老的娱乐活动和习俗。清人《燕京岁时记》、蒲松龄《聊斋志异》等都有此种习俗的描写。《蟋蟀》围绕弟弟捉蟋蟀未归，妹妹与哥哥风趣对话，以及弟弟回家后被哥哥戳穿了洋相，展现了家庭生活中风趣活泼的一面。另一剧本《赌徒》再现民间赌博习俗。剧本通过甲、乙、丙、头家等几个赌徒的对话，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各个人物的性格。《霄神》是一个民间笑话。淘气的外甥通过假扮霄神显灵，将舅舅家供奉霄神的三牲饱餐一顿。而贪婪迂腐的舅舅则被自己的外甥捉弄，穿着“霄神”的衣服鞋子，偷盗邻家的火腿出尽洋相。剧本把两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显示出沈从文早期创作的功力。
《刽子手》通过太太与刽子手丈夫的对话，展现湘西刽子手杀人的风俗。“刽子手”是一个上等职业。“凡是刽子手，口粮是双份”；“战兵要出防，要下操，要该班，刽子手则一例免”；“刽子手另外有一种出息”就是“杀人的刀子，当每次杀人以后，拿到各处屠桌边去时，屠户为敬重这特殊的屠户的原故，照例有割肉赠刽子手习惯”。正是看中了作“刽子手”的好处，太太不停地提醒丈夫多多练习，成为一个出色的刽子手。小说结尾很风趣，烧酒不慎被儿子打翻，“刽子手”不禁大怒，提“刀”出门追赶儿子。《夜店》则通过男女两性对话和大胆行为，展现湘西边地健康纯朴的两性关系。沈从文后来根据这个题材创作了《旅店》以及类似的《夫妇》、《采蕨》等小说。值得注意的是，《旅店》除了表达湘西健康两性关系外，开始表现对人事“无常”的思索，成为沈从文作品中最早关注“常与变”的命题。
《三兽窣堵坡》是沈从文第一次运用佛经创作的文本。作家的佛教意识在后来创作中变得愈加自觉和沉潜，也成为其创作不可忽缺的风格。沈从文在谈到创作该类“趣剧”的原因时说：“我之所以把这类故事改成小剧，这又正如我近来把故乡中大小皆知的笑话改成像《鸭子》一类的那种‘狂言式’的小剧样：若无《狂言》中各种趣剧作我的启示，纵要写，是无从写，也是很明白的”。这个剧本反映了早期沈从文把文学当做自己情绪书写的创作观念，同时还从民俗学角度注意到这则佛经故事的传播与变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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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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