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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在应用口头程式理论对史诗进行研究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学者们对主题的研究都是倾向于名词性的。这里的根本原因是史诗体裁的叙事性特色，它所描述的是人物与事件，以及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故事范型。但是作为仪式歌一种类属的祭祀歌，它的基本表意单元在哪里？这其实是一个语义问题或者说语文学的问题。
正如丹·本-阿莫斯所主张的，“体裁名称在使用上可能会发展出复杂的语义结构。因此，民族性体裁体系的研究必须联系文化中的认知性的、表达性的、和行为等多个层面。”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祭祀歌不像史诗专注于叙事，它是歌、乐、舞的统一体。它的命名不单纯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包含了动作的语义结构。这是和史诗在表意单元上的基本差别。根据笔者的观察，这一语义结构，即构词形式（word forms）呈现为动宾结构。在本文所搜集到的材料中，绝大部分的仪式步骤以此方式命名，民众与歌手给予仪式步骤的名称在构词法上都是动宾结构。
按照语言学与符号学的理解，动宾结构在此呈现了一种“语义上的自然分节”。我们看到，这一语义结构恰恰体现了祭祀仪式中诵唱与动作的统一性。由此，祭祀歌的内容也与动宾结构有重大关系。在以动宾结构所命名的仪式步骤的展开下，祭祀歌要么是对动作的描述，要么是对宾语（名词）的描述，这就让祭祀歌的主题在形式上呈现了动作主题和名词主题的二元性。
关于宾词性主题，也就是围绕名词所形成的主题，我们在观察时是可以清晰见到的。但那些动作或行为性的意义群，能否被称作主题？笔者在此处不敢妄下断语，而只把它当作一个假设。尽在一个信仰的语境中，祭祀歌的表演特性决定了这些动作有可能指示出某种神圣的意义，但这仍需要大量的例子来反复论证。
1．动作性主题
关于主题的讨论在整个口头诗学学派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弗里在《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第四、第五章中所梳理过的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199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研究工作中关于主题的探讨都是倾向于名词性的主题。但是近些年来，随着J·奥斯汀与约翰·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逐渐渗入口头传统的研究，特别是其关于“言内行为”与“言外行为”的理论，影响了一些研究古典学与人类学的学者。如人类学家坦比亚（S.J.Tambiah）认为“仪式与巫术行为中的大部分是将词与行为”（word and deed）联结在一起。因而，可以恰当地说，它们以一种施为性的（perfomative）或言外性的（illocutionary，又可译为以言行事）方式使用语词，这类行为（对物与人的操纵）就像是相应的具备了语言的施为性一样。”古典学者约翰·加西亚在研究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颂词（hymns）时，便以上述的观点来探讨荷马史诗中颂词的“象征行为”（symbolicaction）。
坦比亚的观点对本文提出的“动作性主题”概念很有帮助。也就是说，祭祀歌演述时的动作以及观众的认知共同在心理空间里构筑了一个“意义旨归”，形式与祭祀歌神话范型一样，是一个隐藏的圆形形式。
就拿“请神”来说，请的方式，请的角色及其动作可以共同构成一个主题。如：
我请了东方大郎神，大郎神下马去看灯；骑的青龙马打的青龙伞，一步一步要出东门哩，唵嘛呢吧咪哞。
我请了南方的二郎神，骑的红龙马，打的红龙伞，一步一步要出南门哩。
我请了西方的三郎神，骑的白龙马，打的白龙伞，一步一步要出西门哩。
我请了北方的四郎神，骑的皂龙马，打的皂龙伞，一步一步要出北门哩。
我请了中央的五郎神，骑的黄龙马，打的黄龙伞，一步一步要出中门哩。
这里的“请神”歌把数字的序列与中国古代信仰传统中的“五方”、“五色”结合起来，同时还包括歌手舞蹈的步点，共同形成了一个主题，这种主题在汉民族的早期经典里很常见。如《诗经·大雅·云汉》中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我不虞。”宋朱熹注解说：“方，祭四方也。”这些记录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神话母题。古代印度就有“四位神分别在划分为四块的世界中支撑着天空”的神话，汤普森将其编号为A665.2.1.1。四方或五方神的到来，无疑是提供了一种空间的整体神圣性。
陇西县的文本中也有同样的动作性主题：
别的根源且不请，东北角上请他一声。东方邀请，青莲观音；南方邀请，红莲观音；西方邀请，白莲观音；北方邀请，灶(黑)莲观音；中央邀请，红莲观音。菩萨爷来没留头，跟上喇嘛和和尚做根由。
别的根源且不请，把五方的喇嘛爷请上。东方邀请，东方的喇嘛爷杨六郎；南方邀请，南方的喇嘛火山煞；西方的喇嘛薛仁贵；北方的喇嘛唐世贵；中央邀请阴喇嘛督刚，阳喇嘛帝寺（帝释）。
请神时有动作配合。一人（师傅）占据中心（圆心），其他帮手（徒弟）分站四角，舞蹈圈子呈圆形并逐步扩大。师傅演唱到哪一方的神灵，占据此方位的徒弟敲羊皮扇鼓以应和。
在西北民间祭祀歌中的其它一些步骤，如“安神”中的“安顿”、“迎神”中的“迎接”、“送神”中的“欢送”，都存在着“词与行为”的联接现象。而且我们看到，“请神”这一主题，也仍然试图形成一个小的整体空间，与前述的“神圣——本域化场景”构成一种同心圆关系。因此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动词性主题是可以成立的。
2．名词性主题
王靖献先生在《钟与鼓》一书中讨论了《诗经》中的一系列名词性主题（appellative motif），包括“仓庚”、“黄鸟”这一类的“莺鸟”主题。在艺术技巧方面，他称之为“引喻”式的，也就是“托物起兴”。在笔者所搜集的口头诗歌中，也存在近似于王靖献的引喻式抒情诗主题。
首先看关于“黄蜡”的主题：
锁落木桶管马桩，蜂桶架在柳树上。手持杨柳接蜂王，不管老小一桶装。今天七、明天八，蜜蜂出家去采花。前山梨花李子花，后山杏花油菜花；这花飞到那花上，口含清蜜瓜带蜡；打了盘旋要回家，东风卷来西风刮；昏天晕地墙上爬，闪电打雷过雨起；藏来藏去叫妈妈，雨过天晴缓口气；晒干翅膀才飞行，一飞飞到蜂巢里。蜂王见了心高兴，黄蜡放到蜡板上；蜂蜜吐到桶里装。
正月初一是新年，二月初二龙抬头；三月清明四月夏，五月初五端阳节；春三月、夏三月，夏三月、秋三月；七月尾，八月头，蜂儿大难临了头。养蜂人家铁心肠，蜂筒抡到锅台上；切刀剁，笤帚扫，一窝蜂儿开水烫；可怜忙碌一世蜂，不管老小一起亡。领蜜人，领蜜来；榨蜡人，榨蜡来；榨成蜡儿一身黄，十二根黄蜡为一堂；三堂蜡烛神前点，保佑地方得安康。
其次看有关于“香”的主题：
头戴一顶粗绒帽，身穿一件粗布衫；腰别上斧头钢镰，进山来；樵夫进了头一座门，烟雾层层把山门:樵夫进了第二座门，野鸡呱呱的叫响鸣。樵夫抬头观看山里的景，只见一只老虎提了半截儿人；樵夫下跪地六平，祷告虚空的过往神：你保佑我父子三人出了山，过后的一日我就安香匹马着来。
樵夫见了大树，挑着做；见了小树，连根刨。把熏香的架子支起来，拿到家里锁子侧，专钎子钎，把义皮骤子（音）弹；弹的细又细来绒又绒，各样的药料都下全。捅香的童儿来捅香，揉香的童儿来揉香，揉的细又细来长又长，两头子切成马蹄子样；一天一夜晾干苔，一七前后晒干香。分是分到封包内，有钱的人家车拉马驼；没钱的人家人背上一背。发是发到哪里去，巩昌府门市部；大喊一声买香来，小喊一声买香来。打醮还愿的施主手拿上银钱买着来，初一十五烧一炉，四季逢节烧一炉，逢年过节烧一炉， (家神名)爷的好事盘中烧一炉。
这两种主题所描述的对象都是祭祀仪式中使用的，是具体的物象，但同时它们也是讽喻性的，通过做蜡与成香的不易与艰辛，可以引起听众悲悯的宗教情绪。就笔者感觉而言，它们在形式上与“莺鸟”主题很相近，但在物象上却选择了中国进入中古时期，特别是佛教传入之后的宗教器物，这自然也与祭祀仪式的语境有关。
这种抒情主题是在祭祀歌整体歌颂风格中的一种调剂。从意义的表达而言，它独立于典型场景，却具备象征意义。它意味着神圣与世俗的交融，或者说神圣性向日常生活的转化。在祭祀仪式中，民众可以点燃香蜡供奉神灵，由此而获得参与神圣性建构的认知。民众可以把以上这种纯粹性的精神方面的感知，化为日常可执行的行动。因此以上的名词性主题实际上也参与了神圣性的建构。
结语
总体上看，神圣性的建构——也就是民间信仰仪式的基本功能，是渗透于祭祀歌从文本到表演的各个环节中的。这种非叙事性的体裁依靠功能的需求稳定了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通过祭祀歌传承了仪式中圆形形式的神话范型。并且由民众按照自身习惯的认知方式，通过词的力量也就是语义层面的动宾结构，维持了基本的表意单元即“主题”的代代传承。当然，相对于其它口头诗歌形式，祭祀歌的复杂性是非常显著的，在研究中我们还需要保持一个小心翼翼的态度。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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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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