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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新书《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下面简称《金泽》）对民间宗教与儒教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为什么会从儒教的角度切入民间宗教？
李天纲：你知道，我们有一群人想在中国建立宗教学，研究中国宗教，这也是我从历史学进入宗教学的一个初衷。前几年，北大、港中大和台湾政大的宗教学系、所的同人在一个系列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华人宗教”概念。从儒教角度观察民间宗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当然还可以从道教、佛教的角度去观察，目前较多地是从道教传统去研究。其实，宗教学基本上是从基督教研究开始的，接近神学。用神学的方法来看待中国宗教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但原来的脉络就不清晰了，因为打破了中国信仰体系的完整性。近几十年来，包括台、港、澳做华人宗教研究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些看法：中国人的宗教该怎么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好多年。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我的想法有一些改变。海外学者自施舟人先生以来，主要是顺着道教研究的思路：即按照当代道教的状况去研究中国宗教。中国宗教的根底在道教，这是传统的看法。鲁迅讲过，许寿裳、钱玄同、陈独秀同时都讲，其实这是章太炎东京讲学的思路。近人研究中国文化，康有为讲孔教，章太炎讲“国学”。章太炎认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民间祠祀相关，和顾炎武以下清代学者的观点比较接近。
我一直认为清学是有思想的，乾嘉学者对中国文化有大想法，绝非一句“饾饤小儒”能够抹杀。看看顾炎武等人，非常重视“五经”中的礼乐、祭祀要义，全都是这个想法。《金泽》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基本判断，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和明、清士人笔记中相关条目的启发。一般人不明白清代学者为什么要研究民间祠祀、鬼神信仰，比如俞樾为什么要写《右台仙馆笔记》？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这个里面。尽管他们并不全盘接受民间祭祀，但秉持儒家礼制，去限制、化解、提升祭祀，这是更加基本的态度。我觉得儒教更重要的态度是提升而不是限制，把它们规范化。某种意义上来讲，儒教就是士大夫用儒学要义对民间宗教的规范化。对民间祭祀体系加以承认和规范，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儒教的东西。今天的儒学是不讲这些的，它们在现代儒学之外，现代儒学只取了心性论，作为中哲的主干，用来定义“儒家非宗教”。但是，这并不符合历代学者的看法，也不符合今天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宗教现象。定义了自己的说法，还试图改造、取缔，即所谓“移风易俗”，但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它们。所以对我来说，就要用人类学的方法，到田野中去承认和观察这些现象。出版社问这是不是一部人类学著作？我说不是，《金泽》充其量只是“采取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其实关注的是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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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右台仙馆笔记》
所以，相对传统的道教是中国宗教的根底的说法，民间宗教与儒学更具有亲和性？
李天纲：民间宗教和儒学没有佛、道教这么强的亲和性，但和儒教的亲和性一点都不差。我在《金泽》中试图区分儒家、儒学和儒教，在明、清之前这三个词不需要区分，混着讲没有问题。今天在人类学意义上讲“儒”，无论是用Confucianism，或者Ruism来翻译，都需要有世俗性和宗教性的区分。大家现在说“儒家”“儒学”不是宗教，OK！是世俗的，非宗教的，但这是最近一百年形成的诠释传统。此前，我们讲“儒教”，是包含信仰、祭祀和仪式的。即使在“儒学”教义中，我们也能检查到不少基于祭祀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所以今天讲儒家是不是宗教，儒学是世俗的，其实是基于对“儒教”的现代诠释。当你把民间祭祀革去了，和明清时期讲的“儒教”含义就不一样了。按当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的定义，说儒家不是宗教，那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说中国历来没有宗教（钱穆说），儒教不具有宗教性（冯友兰说），那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我对中哲史、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的建议是：我们要区分儒学、儒家和儒教，然后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学者作定义、诠释和改造现实的能力其实都很有限，重要的是承认和理解活生生的信仰现象。我们要做的是描写活生生的现实，查考汗牛充栋的文献，理解基层民众每天都在奉行的信仰实践，然后再找出根本的问题。在整个的研究过程中，现代学者也需要交代自己的分析方法，告诉你所依据的理据。
之前请您谈康有为的孔教，您已经讲到了周孔之教与孔孟之道的差别。
李天纲：这是谈儒教时的根本问题，“周孔之教”和“孔孟之道”的区别要仔细说。现在大陆的新儒家中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是宗教，他们主张儒家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宗教。这些学者从孔子教义，或者孟子心性论来论证儒教。用孔子学说立教，从孟子性理中发掘宗教性，这是当代新儒家的两条宗教路线。这两条路线都想把儒学作为一个道德宗教树立出来，配合“德政”，更新意识形态。我在《金泽》里试图论证，和西方亚伯拉罕宗教相比，中国宗教主要是“做的宗教”，不怎么是“讲的宗教”。“讲”是讲道理，就是教义；“做”是做祭祀，就是仪式。一般来讲，士大夫喜欢讲道理，老百姓认真做祭祀，普通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是祭祀，而不是讲学。儒家是中国宗教儒、道、佛三家中最能讲道理的，但不等于中国人的信仰基础就是这些道德意识形态。清代学者顾炎武、章学诚等人意识到这种差别，他们把“四书”心性、德政类的儒学概括为“孔孟”，把“五经”中讨论的宗教祭祀、礼乐制度概括为“周孔”。我觉得研究中国宗教，观察“儒家宗教性”应该从“周孔之教”着眼。以前在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时期，我已经注意到“五经学”与“四书学”的差别，周予同先生著作、朱维铮先生授课，给我们讲“孟子升格运动”，就是讲解“孔孟之道”是如何形成的。我是在金泽镇的田野调查和江南地区的方志查考中才真正理解这一事实的，中国宗教（包括儒教）的信仰方式，其实是“周孔之教”。简单地说，清代学者把“经学”抬出来，把“制礼作乐”的周公请回来，再次加在“述而不作”的孔子之上，是想恢复一条与“孔孟之道”不同路线的“周孔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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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谈孔教会的兴衰》，载2015年11月29日出版的第357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我不主张在现代社会恢复传统儒教教义，更不能接受用“政教不分”“君师一体”的方法推行新儒教。把儒教理解为国家宗教、意识形态宗教、士大夫知识分子宗教，是用来管束民间、管束老百姓的，这种想法其实并不完全是“传统”宗教，而是康有为等人理解的“现代性”宗教，在当代社会是行不通的。我们讨论的“儒家宗教性”，并不是事先预设的结论或主张，而是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的事实。儒家确有不少上层的、官方的、士大夫的属性，是意识形态，是官方宗教，但民间信仰才是中国宗教的基础，是在自发产生、自我运行的。民间信仰是中国人的信仰之源，不单是儒家用民间信仰建立自己的祠祀体系，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各类会、道、门组织，都在民间信仰中汲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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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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