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老人,没有什么太惊人的故事,都是普普通通山野间的故事,因为我来自民间,最后可能走着走着还走回民间,我这一生就是做民间工作的。当听到社会学界最近几年都在热烈地讨论顶层设计的时候,我曾经很着急地想着,谁能跟我一起做做底层设计啊?大家都趋之若鹜、锦上添花地去讨好顶层设计,我总觉得,这等于在制造空对空的导弹。我们在中国大地上走一圈,随便旅游也好,考察也好,或者只要回到你们家乡去转一圈,你们就知道,那比所有的顶层都更值得人们关怀,因为它们是底层。中国这个底层在全世界是最大的。习主席可以在布鲁塞尔跟欧盟对谈,欧盟整个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大。所以我们国家是被世界关注的一个国家。我们的民族呢,又是那么古老和伟大,人口众多,资源雄厚。现在我们走在世界前列了,过去欺负我们的,现在也都来找我们帮帮忙,救一救他们。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山山水水的背后,沟沟岔岔里还是那么穷!有的地方想喝一口水都没有——至少在宁夏,一大批生态移民的孩子都喝不上水,小毛驴喝的是污染了的水。
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对我们的国家和今天的现实来说,应该是社会学里面比较沉重的话题。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但是这个社会转型很不容易。不像我们有的年轻孩子说,我们很快就转成现代化了。反正至少咱们90后的孩子现在是在这样转型的(挥手),这是什么姿势呢?达人秀的时候,中国好声音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一片地欢腾,一片地激情,“我爱你,华仔!”。我真的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我生在军阀时代,长在抗日战争时期,长大懂事以后,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我们是在战争和动荡中过来的。当你们听着重金属音乐的时候,我是被重金属把耳朵震聋了。但是我也喜欢,我也要摇滚起来,要玩微信,我也是要赶在前面的。
1985年我在日本玩上了电脑,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文科教授见过电脑。因为我在日本去讲学的时候,第一堂课讲砸了。那个时候日本正是第二大经济体,是他们最辉煌、最牛的时候。索尼、松下争着上,满街都卖的是小录音机、照相机等等。第一堂课,东京大学请我讲中国神话学。日本没有一个教授是研究神话学而成名的,因为日本的神话是天造大神的神话,那是皇家神话,很神圣,不能掰开揉碎了讲,因此他们都只研究西方神话学。我去讲神话,讲了三皇五帝及其前后,讲了女娲造人。女娲造人跟埃及的哈努姆造人,或者希腊神话里的造人都是一致的,中国跟古印度的神话,文化上是共通的。所以他们很希望有神话学者去给他们讲,结果第一个提问我就输了。一个日本的博士生站起来就说:“乌老师,您讲的我都听了。但是关于造人的神话,两周以前法兰西科学院有一位布迪厄博士,他写的一篇文章跟您的观点不完全一样,您怎么看?”
我输就输在我不知道有个布迪厄,更不知道两周前有这篇文章,我讲的完全是19世纪我看到的我们国家的资料。我只能说我下次课回答你,但我心里想,下周我到哪儿弄这些资料去啊?出来以后,我对带我过去的人说,我请两周假。你必须告诉我,你们的电脑中心哪儿最好,哪儿能速成。他说,金泽大学。我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在那里的电脑面前耍,回来以后在东洋文库租了两台电脑。第二次课,在回答这个同学以后,我告诉他,除了布迪厄博士以外,大英博物馆的一位教授还提出两个问题。这就是我由一个封闭落后教授,一次性走进了电脑,并且一头扎了进去。日本的信息传播很快,两周前的文献资料都有索引,于是我才发现了浏览与检索,才懂得什么叫信息高速公路,为什么要进入信息时代。我从这里说起,我们输了!我们的封闭和落后输了!再不转型,我们真的完了!
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之快,社会转型之慢是必然的,从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北京、香港,一直延伸到山山水水、沟沟岔岔里边,原始社会后期的东西还在!这就是中国。我去了很多少数民族兄弟的地方,那里还在用巫术指导生活,满族萨满术的跳神,我都知道而且跳得不错,也会跳得口吐白沫。但是我看的是应该如何从口吐白沫的巫师那里,转型成为现代化的社会。所以我研究民俗学,是眼睛向下,脚踏实地去做。这个步伐太艰难,经过这些年的磨炼,包括重金属给我的激励,使我不能在那悠闲了。我们国家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坐在村子里头,我一点没想起这就是第二大经济体。不是那样,我脑子里有数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才出现梦想,或者不要想只有梦,但是这是必须的,不能不这样做。所以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村落的文化根基分析。我只是提出问题,或者提出一些设想。没有过多的理论,只想谈一点实践中的问题,供大家研究,或者说供我们共同交流。因为无论民俗学还是社会学,在国际和国家研讨中的直接交流做得很差。我们民俗学界的学者有很多的发现,有很多的创造、创新,但是缺乏走出去交流。国际有个词叫做“移动效应”,就像阿里巴巴一下就跳到金融行业,打败一些银行家,学科之间也应该这样。我在国际上常常看到,一个团队有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再加上经济学家,几个人在一起,非常和谐,一次性调查,一次性研究,一次性结论出来。我们现在是民俗学者自拉自唱,我们叫“梅派”,“荀派”我们不听,“程派”不听,“四大名旦”都各自越来越有发现,各有特色。
我不客气地批评了一次南开大学的会议,因为一上午的交流,就是几个社会学家在自拉自唱,每个人讲几个概念,第二个人上来要否定那几个概念,又加了一些概念,从概念到概念,最后都在为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但是这么出主意,大概顾此而失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我们需要交流,我今天就是来这交流,不是说民俗学就是解决问题的,而是说民俗学的困惑要到这儿来解决。如果我们这边也有困惑,也许我们能解决。
一、宁夏山区的生态移民村———谈社会转型中的生态危机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跟社会转型密切关联的重要课题,那就是生态危机。因为我谈的文化根基,是在生态基础完好的情况下讨论。一旦生态危机到了最极端的时候,文化传统就自动地被消灭了。所以生态危机和社会转型密切关联,如果我们所到之处琳琅满目的都是生态问题,到那个时候唯一与社会学有关的就是宗教信仰,到时候我们的社会学就只剩下老天爷了!以前面提及的宁夏为例。在固原山区的一个生态移民村,搬迁之前曾经有很久远的文化,有自己村落社会特有的穆斯林宗教信仰和农牧业,这是他们的文化根基。现在在固定的日期内都将被迁移,包括留守的人。生态移民是尽量不遗弃什么人,但尽量遗弃一个故乡。吃过最后一顿饭,明天就要启程,105万人,要迁到八百里以外的地方,不知道未来的家在哪里。但是现在他们只有岩洞和干旱,枯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苦的,他们用水罐饮羊放羊,羊又要把这个地方所有的植被吃光,这就是“一方水土已经养不了一方人”了!但是他们的信仰由衷———他们在礼拜之前小净、做仪式,文化根基依然深厚,信念依然还在支撑着他们的生活。我很敬仰这些乡亲们。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有很富裕的一家,临走之前把新盖的房敲掉,把门窗拉走。不知道他们迁到新村的时候,会不会怀念门前那几棵参天大树?有一位西沟村的妇女叫马梅,眼看要上车了,却忽然离开院子,往前走走,跑回来继续转,三次离开,三次回来,于是又一直哭。热土难离!她17岁嫁到这里,10年前丈夫去世就埋在这里。有什么东西牵挂着她?常常有些村领导说,我们这里都是一搬迁就走,一点不想念这个鬼地方。我不信!他/她有牵挂,即便到了那个新地方,也宁愿死在这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这就是传统带给农牧民的东西,他们有自己的愿望和向往。搬出去的每家必须要交12800元的搬迁费,每套安置新房是50000元,除去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以外,每户还要交12800元,要筹措各类东西。至于他们的目的地,我觉得像一个兵营,反正不是“新村”。因为新村还是村,还是小农那样的,农牧户那样的村,望穿我的老眼也没看见树!宣传资料里讲新村建有整齐划一的新房,水、电、路、卫生室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只是我加了一句“没有提到文化设施和精神家园!”他们到哪儿礼拜去?小学离这里多远?要是这样搬下去,宁夏距离真正的转型太远了,所谓设计出来的现代农村只带有基本安置的色彩。或许主管领导谈话会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出来。”不错,支起一个临时帐篷,只不过能多住几年。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学家,农业民俗学家,我们怎么看这一切?这算是我留下的一个小题。
反过来再看,生态移民背后,黄河流域真的只是生态的问题吗?否则怎么就把这一批老百姓从祖祖辈辈的村子里头带到这个地方?这些人早晨起来,还能从窗外望见他昨天离开的那几棵大树吗?甚至于那些孩子,大人们曾经都是问他们,树多高的时候,你多大?现在你比树怎么样?这就叫怀念。搬迁之后是不是还有地种?过几年树木会不会重新覆盖新村?这都是未来的课题。现在有不少新农村的设计者、村官们,常常说我们未来的新村就是一片公寓,不要平房!而且以人民的名义告诉我,大家都想住楼房,像在大城市一样!可是在一个德国小村庄,60多户人家,还住的是平房。他们告诉我,房屋是17世纪保存下来的,但是里面享受的是最现代化的装置,用电炉做饭,煤气取暖。他们的村子有3户人家的面包做得最好,在法兰克福也买不到。那让他们很骄傲,而且周围大城市的人都想在他们这里买房子。他们回答说:“对不起,我们这儿没有土地指标,你们来可以住个人的小旅店。”这些17世纪的老房子现在依旧非常美,外观却无太大变化,祖祖辈辈在维修,国家资助在维修,福利待遇还在维修,十分坚固。所以他们不梦想住楼房。如果离开村子,到海德堡,会发现整个城市没有一栋同样的楼,色彩缤纷!你走到哲学家小路上,无论是城市,还是小村庄,家家户户都过着现代生活,孩子们都在外边上大学、上中学,那不是现代吗?
而我们的村官常常告诉我:“乌老,我们盖成楼了以后,用不了多久,我们把沃尔玛、家乐福引进来。”可是那个引进来是农村吗?沃尔玛至今还没有到一个村呢!如此设计,所有人都过上大都市的生活了。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没有了农牧业,只能做小买卖。有一对夫妻,因为是新婚夫妇所以到了新居能住一间新房。可是,两口人一家是45平米的房子,9口人一家也是45平米,这就出现了迁居前突击结婚的情况。所有的房子一模一样,分配还是绝对平均主义起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怎么能进行社会转型?现代思想是个别化的,多样性的,而且大家都很满意。这很难,但我期望做到。
真正的彻底的转型,还需要有精神家园。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膨胀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令民众生存的空间快速收缩,西部生态恶劣地区难以承载人口压力,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由于接纳能力有限,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成为生态移民。文化生态根基破碎了,可持续发展断层了,一个非传统社会的典型村落和基层社群是很难正常地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这是危机,因为它因失去传统文化而变得中空。那么在这个中空状态下过渡到现代社会是个什么文化呢?我已经找到了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完全曲解了现代,而用现代化的物质享受满足痞子的野蛮愚昧。所有的事情总是“一次性到位”,于是出现了你们看到的、每天报纸上案子里边出现的那些事情,我不愿在这里讲恶性事故了。
生态移民迁入新村后,其文化生态和精神家园将如何移入和传承,这是我们这个千年来文化根基之上的古老农业文明进入转型期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这不是破“四旧”,把它们全部扫除就成了现代化。现代化必须与传统文化有一个相当长的重叠期,相当长时期的异质文化的共享。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化,就像我喜欢我的现在和喜欢我的过去是一样的。这个重叠很重要,但却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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