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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流、民族、先锋与女性话语的多声部合唱
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改革开放与外来文化的普遍传入，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与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在全世界的崛起，勾画了新时期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新时期来临之后，南方民族文学赢来了真正的春天，进入到全面、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其话语建构也进入到多元发展与新的活跃期。一方面，它以新的姿态积极参与主流话语的建构，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振臂高呼；另一方面，它寻求着民族文学发展的多种出路，以民族性及人类性为标尺尝试新的探索，在回归民族文学本体创作的同时展开先锋写作、女性写作等等，形成了主流话语与民族话语、先锋话语、女性话语的多声部合唱。
歌颂改革开放政策，肯定南方各民族的改革创新精神，描绘南方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新面貌，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批判拜金主义思想，积极参与改革开放主流话语的生产，是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首要内容。随着国家政治主题的重大转变，新时期的南方民族作家果断地结束了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写作模式，转而以现代性为诉求，以改革开放与推动民族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为标杆，与时代同构，书写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时代大潮，因此成就了南方民族文学中的改革文学。这方面作品数量众多，影响深远，以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短篇小说方面，有白族作家张长的《空谷兰》、苗族作家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走过》、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远去的伐木声》——它们曾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也有壮族作家黄钲的《老蓬》、壮族作家潘荣才的《上梁大吉》、瑶族作家莫义明的《八角姻缘》、侗族作家谭覃的《娘伴》、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烟姐儿》、黎族作家龙敏的《卖芒果》、布依族作家罗国凡的《“节日”回到布依寨》、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的《天女湖畔》。长篇小说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孙健忠的《醉乡》与苗族作家向本贵的《苍山如海》，以及瑶族作家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与《北海狂潮》，其次是那家伦的《黄金与人欲》、苗族作家肖仁福的《官运》、苗族作家王月圣的《太阳从西边出来》等。这些作品称得上一曲曲南方民族地区的时代颂歌，真实地记录了南方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生的显著新变，也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可逆转与正确性，以恢宏的气势奏响了时代主旋律。至于孙健忠的《留在记忆中的故事》、《乡愁》与《甜甜的刺莓》，苗族作家伍略的《麻栗沟》等等，这些对南方民族地区的历史曲折进行反思与批判、属于反思文学范畴的中、短篇小说，总体上也是服务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局的，因为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正是为了规避重蹈历史的覆辙。
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民族话语建构的自觉。如果说，在新时期初期，南方民族作家主要以民族生活为例来诠释主流文化观念，参与国家主流话语建构的话，那么，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国内寻根文学潮流的兴起，也得益于国外拉美民族文学本土化写作经验的启示，他们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并愈加自觉，主体意识逐渐高扬。他们的创作迅速从简单诠释主流文化观念转向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与对本民族生存命运的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平等对话，展示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成为南方民族作家创作的一面新旗帜。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坚持“用彝人的感情和彝人的意识”写诗，认为“在彝族人的观念和心理深层结构中，对火、对色彩、对太阳、对万物都包含着一种原始的宗教情绪。这是一种神秘的召唤，它使我们的每一首诗和歌都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并具备一种诱人的灵性。”[9](158)
他的《自画像》、《黑色的河流》、《彝人谈火》、《彝人梦见的颜色》、《守望毕摩》等诗作，深深地植根于彝族历史、文化的丰厚土壤，描绘彝人的葬礼，追溯彝人的火崇拜，诠释彝族的黑、红、黄三色文化，准确地把握了彝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显示出作为彝族人的文化自信。白族诗人晓雪的诗歌《大黑天神》、《苍山洱海》等直接取材于大理白族的神话、传说，诠释了白族人民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勇于自我牺牲、热爱民族团结与维护祖国统一的可贵精神。还有壮族作家黄佩华的中篇小说《瘦马》、哈尼族作家艾扎的短篇小说《故乡的太阳》、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彝族诗人阿库务雾、佤族诗人聂勒、土家族诗人冉庄、冉冉、刘小平的诗歌，土家族作家田瑛、陈川、易光的小说、土家族作家彭学明、杨盛龙、甘茂华、温新阶的散文，等等，无不在表现本民族生活、开掘本民族文化资源方面获得了创作的成功。
在新时期，先锋话语成为了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生产的新的增长点，并昭示了现代主义文学或先锋文学在南方民族文学中的诞生。由于国外现代哲学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也由于国内先锋文学运动的牵引，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南方民族文学摆脱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单一创作模式，开始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实验，并在90年代与新世纪之后取得重要进展。南方民族文学的先锋话语正是伴随着南方民族现代主义文学的问世而出现的。80年代中期，蔡测海用短篇小说《古里-鼓里》率先拉开了南方民族先锋文学创作的序幕。他此后的小说虽然仍然植根于土家族生活的土壤，但关注的却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古里-鼓里》“着力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自省民族意识中的愚昧与落后，反思这些消极与落后因素造成的民族苦难”[10](8)，藉此审视了科学等现代文明给自然人性造成的危害，并有意移植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因子。他9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三世界》与新世纪的长篇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进一步沿袭与拓展了《古里-鼓里》的主题。孙健忠晚年的中篇小说《舍巴日》、长篇小说《死街》一改以往对民族生活的“颂歌”模式，演变为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批判，从对民族性的聚焦变成了对人类性的发问。90年代中期以后，仫佬族小说家鬼子有意消泯对本民族生活的书写，追求普世性的价值尺度。他的《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与《佤城上空的麦田》等作品，既写农民工、下岗女工等底层民众的现实苦难与生存困境，更写他们对人生不幸与命运的顽强抗争，对人格尊严的捍卫。新世纪之后，土家族作家田耳以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将南方民族文学先锋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作品描写的情爱、犯罪与温情等等，昭示的正是“人学”的深刻命题。
新时期以后，女性话语作为新的文学话语出现在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中，并焕发出青春与活力。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一个可喜现象，便是女作家群体的迅速崛起。继彝族女作家李纳、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之后，涌现了景宜（白族）、董秀英（佤族）、叶梅（土家族）、贺晓彤（苗族）、阿蕾（彝族）、娜朵（拉祜族）、黄雁（哈尼族）、和晓梅（纳西族）、袁智中（佤族）、黄玲（彝族）、玛波（景颇族）、蔡晓玲（纳西族）等一大批杰出的民族女作家。在她们的创作中，除了自觉的民族意识之外，还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或性别意识。这种自觉女性意识的形成，一方面缘于南方各民族女性的现实生活境遇，一方面则源自于新时期初期以来国内外女性主义思潮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启发。对民族女性生存处境的审视、人生道路的探讨以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对女性优良品德的讴歌，与对女性自强不息精神的认同，构成了她们文学作品的核心语码，也标识了她们鲜明的女性作家身份。对阻碍女性人生幸福、造成女性人生不幸的男权文化以及旧的思想、习俗的猛烈批判，更是显示了她们锐利的思想锋芒与强烈的叛逆精神。她们的作品主要是小说，其中长篇小说有：李纳的《刺绣者的花》、董秀英的《摄魂之地》、娜朵的《麻石街的女人》、《母枪》、黄玲的《孽红》等。中篇小说有：景宜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叶梅的《花树花树》、《五月飞蛾》与《农妇李云霞的婚姻》、和晓梅的《女人是“蜜”》等。短篇小说有：景宜的《骑鱼的女人》、黄雁的《胯门》、阿蕾的《嫂子》、娜朵的《蕨蕨草》等。它们开辟了南方民族文学性别叙事的新疆域，极大地拓展了新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话语空间。
（原文刊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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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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