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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开始向世界其他先进文化国家学习救国方略。这些走出国门的人起初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部分人走向西欧，尤其是向英国学习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另一部分人向东走到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学习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文化，所以其现代社会科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向日本学习的中国学者又经日本学者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带到了正在面临民族和国家认同危机的中国。
顾先生一部分著述属于“稽古”范畴，和起源于英国的folklore大体一致。19世纪中叶，英国稽古学家汤姆森首次提出“民俗学”（folklore）的概念，但他当时并未完全把民俗学当作具体的学问来对待，而是凭着兴趣，对于一些遗留物进行追根溯源式的解释。故而，这门学问在问世几十年之后，仍然人才寥寥，著述也不甚很多。
西方现代民俗学思想的发端还有一源，即兴起于19世纪初的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浪漫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上，“民俗学一开始就和新兴的浪漫民族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热情的爱国主义学者搜集民间文学记录不仅仅是为了看过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古文物研究者的主要兴趣所在，而在于发现历史模式来重塑现在、将来”（Willian·A•威尔森，2008）。受到当时整个学术环境的影响，德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创始人赫尔德等人为了“拯救”德国传统文化，首先想到了德国自己的民歌，他们想从德国的民间诗人那里获取民族精神的食粮。可惜他并没有遇到太多，由于举国上下过度崇拜法语文化，能够写出本国特色诗歌的文人已不多见。在这种情形下，赫尔德转而开始寻找农民，在他看来，这些人口头上也许还保存着民间诗人创作的、没有受到法语影响的民歌。对于这些人，赫尔德曾动情地说，他们是“我们的父亲，他们的语言是我们语言的源头，他们纯洁的诗歌是我们古老德国灵魂的镜子。”在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德国许多学者仿效赫尔德，纷纷转向民间，试图从民间那里找到自己的本土文化，同时以此为实现本国民众民族认同的文化资源。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在这场充满浪漫色彩的轰轰烈烈地形成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得以确立。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发展过程，大抵上是围绕着这两条路径进行的。一条是以英国为代表，姑且称之为“稽古学派”，一条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浪漫民族主义学派。民俗学的两条治学路径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在中国相遇，并很快合二为一，受其影响，首先于北京大学形成“歌谣运动”，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拉开了序幕，而顾颉刚先生正是这场运动的得力干将之一。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资料证明顾先生受到了这两股思潮的影响，但观览其民俗学著述，无论其研究方向还是其研究理念都与这两条路径相合。
二、顾颉刚先生著述中的民俗学方法
田野作业是民俗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似乎在学界能够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自其发端至今，一直包含着两个方向：一是书斋里的田野作业；二是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田野作业。这两个方向的分异点在于，其“田野现场”的指向不同。前者的田野立足于“故纸堆”，即文献现场，对于民俗学来说主要是民间文艺，用顾先生的话来说，这一部分“有两大来源：其一是专以创作为职业的民间艺术，如地方戏剧、大鼓书、弹词、平话、相声等都是；其一是一般民众的随口唱出的歌谣和随口讲出的故事。”后者主要立足于民众的生活现场。由于对待这两个“田野”的态度不同，围绕着是否“告别”田野，前些年学界还形成了影响颇广的“石榴之争”（刘宗迪，2005）。
民俗学自在中国扎根以来，至今已经延续百余年。其治学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明朗起来，总括起来就是所谓的文本研究与田野作业。其实，若论追根溯源，这两种治学路径在本学问之初便已经有了分歧，然而这种分歧没有明晰的界限。在中国民俗学早期，田野作业往往成为文本研究的第一步工作，顾先生虽然在早期研究中也有少许的田野经历（比如妙峰山调查、家中养病期间搜集《吴哥甲集》等），但纵览顾先生的民俗学著述，大多仍然是以其“稽古”研究方法对诸如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的溯源性理解为主。虽是如此，顾先生在推动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学、神话学、传说故事学等方面仍然称得上功莫大焉。顾先生的文本研究在民俗学的发轫时期既是一种推动又是一种顺承，稍微了解民俗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民俗学是从北大歌谣学运动兴起，随后，神话、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也被纳入进学者的学术视野。直至以后数十年里，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仍是得利于田野采风所得，而其研究方法仍然脱离不了文本分析。在文本分析中，顾先生的追根溯源方法又别出一格，这种方法实际上是运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顾先生在运用比较方法时，兼顾了纵向的历时和横向的共时两个维度。对于顾颉刚先生的民俗学方法，钟敬文先生曾评价，“在本民族民俗学理论的独创性上，顾先生的文章是压卷的，他研究孟姜女传说，也是‘五四’思潮的产物，但在民俗学上，他是走自己的路的，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民族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同样能够奠定中国现代民俗学理论的基础”（钟敬文，1998:399）。
在中国民俗学早期，田野和文本研究之间虽然有了分歧，但田野作业并没有完全成为民俗学的治学理念，至少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当时学者包括顾先生在内的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太在意田野，而仅仅是将其视为搜集材料的方法。虽是如此，顾先生把在田野中获取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并得出较为严谨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先生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先河。虽然他的田野作业受各种因素影响还不是十分完备，但其走出书斋，走向民众社会生活实践的治学方式，确实为后来学者不再仅仅埋首故纸堆，而将眼光投向民众社会生活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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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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