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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媒介的汉文化，对于“人”的成长过程，经常使用从“生”到“熟”的隐喻性表述。通过详细梳理汉文化对“人”的“生”与“熟”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描述，指出了汉文化对处在“生”与“熟”的中间状态，亦即所谓“半生不熟”或“夹生／半熟”状态的“人”，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表象。在汉文化对人的“生”—“夹生／半熟”—“熟”等状态的分类中，内涵着汉文化的秩序及其价值取向。
关键词：汉文化；生与熟；夹生／半熟；结构人类学
一、对“人”的分类与社会秩序
汉文化和很多其他文化一样，也对人做出各种“分类”，若将所有这些分类叠合、拼接在一起，大致就可以窥见汉人社会的“人观”。诸如，按照年龄、性别将人分为“老人”、“年轻人”或“男人”、“女人”；按照社会地位和财富将人分为“贵人”、“贱人”，“富人”、“穷人”，“上等人”、“下人”等；按照价值判断、政治理念或仅凭印象，将人分为“好人”、“坏人”、“恶人”、“善人”、“左派”、“右派”等等。所有这些分类所由依据的逻辑或标准，大概都有其片面性和随意性，但在结构主义人类学看来，“任何一种分类都比混乱优越，甚至在感官属性水平上的分类也是通往理性秩序的第一步”，“即使是一种不规则的和任意性的分类，也能使人类掌握丰富而又多种多样的事项品目；一旦决定要使每件事都加以考虑，就能更加容易形成人的‘记忆’”[1]。不言而喻，上述分类或多或少程度不等地反映着为汉人社会及文化所默认的某些尺度或标准，只是由于这些分类几乎全都没有被人类学者认真地研究过，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汉人社会及文化之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缺憾。
人类学早就揭示出人是分类的动物，分类在人的行为中具有核心位置，它通常成为某一文化里的“常识”，甚至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知识。自从法国学者涂尔干和莫斯开辟了分类的人类学研究方向，并指出“事物的分类则再现了人类的分类”、“最初的分类就是人的分类”[2]以来，对于分类的研究就始终是人类学的一个持续关注的焦点。正如罗德尼・尼达姆在为《原始分类》英译本写的导言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人类学最原初的、最基本的关怀，就是分类”。人类学者在田野研究中，“他每一次学到的东西，在本质上都是分类”。“所以，他在分析上的任务，首先就是要理解分类的模式”[3]。人类学者充分地认识到：“分类，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说，意味着根据社会上已经确定的范围和类型区分物体、人、动物和其他现象。在任何社会，这都是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知识总是与社会组织和权力有关[4]”。“（分类）贯穿于许多从本土的角度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当中——既包括自然世界也包括文化世界，……。此外，在人们以惯常手段处理日常生活事物的过程中，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观念也为人们如何措辞或者说如何使用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了基础”[5]。就此而言，汉人社会也不例外，汉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特别强调“做人”，并往往是通过对人的各种分类而表象出人所应当的那种理想状态。
人一般是通过分类来认识宇宙万物，并赋予其所处的自然及人文社会生活以秩序的，人试图通过分类而将其生活世界归纳的井井有条。“人是会分类的生物，他们会区分有序和无序、内部和外部、洁净和不洁净”[6]。但因此，人在通过分类把握和理解世界并建构秩序的同时，也总是会制造出问题，因为分类总是在形成秩序的同时，必然生产出秩序的对立面“无序”或秩序之“外”。“任何一种已有的分类体系都免不了会产生非正常的东西”[7]，尤其是在分类体系所无法穷尽的边缘、剩余、中间或过渡状态，就会问题丛生，甚或成为“污染”和“危险”的起源。玛丽・道格拉斯认为，“污染是一个系统序列和事物分类的副产品”[8]，而“异类通常与危险和污染相联系”[9]。在她看来，象征分类是社会的基础，而那些“异类”（anomalities）正是由于其无法根据给定的分类法予以安置，所以，便对秩序构成威胁。实际上，所谓“异类”或异常之物，一般来说不宜简单地只被归结为“正常”的反面，它不只是列维-斯特劳斯式的二元对立构造中的一元，在很多时候，还因为它触犯了或逸脱于社会认知及文化分类的某种底线或边际，而有可能被视为“暧昧”、“不纯”、“污秽”和“危险”的存在。当然，对于这些暧昧、不纯、污秽或危险的存在，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体系往往会有不同的定义。例如，同性恋在某些社会可能只是“另类”并在某种程度被容忍，但在另一些社会却有可能绝对不被接受，甚至被视为“邪恶”。通常，一个文化对人的分类往往内涵着道德评价，人们往往会在内部寻找那些被“污染”了的存在或外部邪恶势力的代理人，试图驱逐之或至少使它们边缘化，从而维系社区或体系内部的“净化”状态[10]。也就是说，社会的秩序得以建构起来是有赖于其内在的分类体系，这正是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这一伟大著作所揭示的原理[11]。
既定文化对人或事物的分类，往往作为其社会日常生活或文化“常识”而为所在其中的人们熟视无睹，目为“理所当然”。很多分类里的行为或意义，往往颇为隐晦，潜藏在其社会文化结构的深部。前述汉人社会及文化里的那些诸如人的“生熟”、“高低”、“上下”、“阴阳”之类的分类，大概就是如此，它们虽然重要，却很少被人们清晰地意识到。例如，汉人社会及文化里对人是有一个“成熟”的预期，一般来说，人的“早熟”基本上受到鼓励，而“晚熟”则要遭到揶揄或指责，说他“不成熟”、“幼稚”，或者“书生气”、“不开窍”等等。按照社会学的说法，举凡社会化过程比较顺利的人，就被认为是正常的人、成熟的人，否则，便是“半熟”、“夹生”或“半生不熟”的状态。不仅如此，人的成长过程在汉人社会及文化里，既可以被表象为某种作物、动物之从“幼稚”、“青涩”到“成熟”或“瓜熟蒂落”的自然发育过程，也可以被说成是一个从“生”到“熟”的料理烹饪过程。若是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在食物的“生”、“熟”、“半生不熟（夹生）”的分类和人的“生”、“熟”和“半生不熟”的分类之间，存在着譬喻性的而非因果性的关系[12]。如上文论及的那些举凡不能明确地予以归类，处于游移、暧昧、边缘或中间状态的人，就会成为汉人社会特别予以关注和质疑的对象，诸如“不生不熟”的人、“不阴不阳”的人、“不男不女”的人，大概就会是如此的境遇。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为数众多的帖子热烈地讨论着有关人或男人、女人的“成熟”、“半熟”、“不成熟（生涩）”，还有人分别列出“成熟男人”（女性通常认为比较靠谱、可寄托终生者）和“成熟女人”（男性想像或期待的女性形象，包括性的成熟和作为女人的成熟）的性格特征清单，似乎可以说明在现代中国，人们对于人的“生涩”、“夹生”、“熟”这一分类仍然津津乐道。不仅如此，来自乡土社会的人类学田野报告，也有许多很值得深思的素材。例如，张百庆博士和李霞博士在山东省鲁西南的张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告诉我们，在这个乡村社区里极具重要性的民俗概念有“为人”和“懂事”[13]。所谓“为人”，就是人缘好，能够处理好各种社会交往的关系，也包括主观上的做人；“懂事”则是指通情达理、熟悉社群的规矩等，也就是成年人的成熟。为人好，懂事，并且能够在社区里获得尊重的人被叫做“嘹亮人”；相反，那些为人差，不懂事理的人则被称作“半熟”、“半吊子”、“不嘹亮”（边缘人），甚至“魔道”。张百庆指出，社区里对于人的这些分类，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社区人的质量”。李霞则认为，“为人”与“懂事”的规范，意味着在汉人乡土社会里，人的社会性成熟与社区共享的社交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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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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