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是对口述和文本之间的转换问题的关注。这个问题在日本学者中的关注度较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兵藤裕己的『座頭(盲僧)琵琶の語り物伝承についての研究――文字テクストの成立と語りの変質』[p101-207]（关于琵琶法师（盲僧）叙事传承的研究——文字文本的成立与叙事的变质），福田晃的『語り本の成立:台本とテキストの間』[p54-64]（语本的成立：唱词与文本之间），以及岩濑博的『伝承文芸の研究—口語りと語り物—』(传承文艺研究—口述与文本—)。前两篇都是对琵琶法师的唱本进行考察，其中兵藤裕己对多个琵琶法师的唱词和师承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在明治初年以前的唱词比较自由松散，琵琶法师们往往在核心情节的基础上自由发挥，琵琶的弹奏也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明治时期唱词逐渐被文本化，还进行了分段分节，于是每段唱词声音的大小、高低、速度和音调都被固定下来，整个表演也与之前发生了很大的不同。福田晃的研究集中在关于《平家物语》的一个唱本上，通过对其历时性梳理，发现镇魂风俗的固化使得唱词被固定下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本，整个研究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岩濑博则是对从总体上对口述与文本在传承上体现的特征进行了综述。

 

　　三是对少数民族民间叙事的关心。日本唯一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虽然人口很少，而且没有文字，但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口传文本，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从民间叙事角度展开的研究有大喜多纪明的『樺太アイヌの口承文芸における語りの構造：浅井タケのトゥイタㇵ「カラスと娘」の場合』[p69-78]（桦太阿伊努口承文艺中的叙事结构：以浅井タケ的トゥイタㇵ“乌鸦和女儿”为例），以及远藤志保的『アイヌの祈詞における語りの特徴』[p83-101]（阿伊努祈词的叙事特征）。前者是用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方式，抽取了“乌鸦和女儿”中的四组共七对互相对应的交差对句，阐明了这个异类婚故事的结构。后者考察了祈词中的语言表达形式，并对比英雄叙事诗和日常生活话语，认为祈词和英雄叙事诗类似，其语言表达形式和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属于雅语范畴。

 

　　从以上几类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对叙事理论的运用较为灵活，在日本特有的叙事体裁、叙事方式、叙事语言上都能很好地运用。

 

　　（二）对叙事者的研究

 

　　在世界范围来看，对叙事者的研究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他们并不是与研究者处于共同完成研究的平等地位上。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个性往往被忽视，常常被当作人云亦云的复述者。但当民间叙事研究的焦点从文本转移到叙事者身上时，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根据Kaivola-Bregenhøj.A的归纳，当代民间叙事研究中，对叙事者的这样几个特点比较重视：叙事的创造者与讲述者不必是同一人；叙事者体现一种集体性的口头传统；叙事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叙事者的故事并非一次性产品；叙事者具有不同的个性[p208-214]。对叙事者的研究为学者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日本的民间叙事研究者们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踏入这个新领域。

 

　　日本学者广泛开展对叙事者的研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野村纯一在1983年出版了专著『昔話の語り手』(故事的讲述者),虽然只是对那些讲述人进行了总结分析，但他已经意识到讲述人的存在和他们的重要意义了。其后有广田收的『伝承者の系譜物語りの話者の位相』[p241-265]（传承者的系谱故事讲述者的存在方式），金子明雄的『語り手とは何か』[p67]（讲述者是什么），武田正的『東北地方の語り手』[p296-324]（东北地区的讲述者）等成果。这些研究普遍关注叙事者的状态、身份等问题，体现出学者的人文关怀。不仅是对故事讲述者，还有对祭祀活动参与者甚至演艺的表演者的研究。如铃木正崇的『神楽と鎮魂－荒神祭祀にみる神と人』[p93-137]（神乐与镇魂—蛮神祭祀中的神与人），『神楽の中の巫者』[p351-376]（神乐中的巫者）以及『神話と芸能のインド―神々を演じる人々』（神话和艺能的印度—扮演神明的人们）。铃木的研究中注重了各种身份的叙事者在神乐叙事中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除了叙事者的状态、身份，还有学者注意到叙事者是如何成为叙事者的问题，开始考察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例如高木史人的『昔話伝承者とその生活史』（故事传承者和他们的生活史），还有高桥雅也的『都市的経験のナラトロジーに向けて―戦争遺産の語り部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p153-166]（面向都市经验的叙事—战争遗产的叙述者们的生活经历）。这里前者是以弄清故事传承者产生过程为目的的考察，叙事者们讲述的是祖辈们那里流传下来的故事，而后者则聚焦到战时体制下的“花冈事件”的主体，他们是秋田县花冈矿山“花冈事件”的亲历者，为了承担讲述历史事件的主体责任，进行的以保存记忆遗产为目的的讲述，叙事者们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

 

　　还有一部分学者注意到听众具有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有齐藤征雄的『語り手と聞き手の物語』[p93-104]（讲述者和听众的故事），以及武田正的『民話(昔話)の語り手と聞き手』（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与听众）。他们把听众放到叙事者对等的位置上，认为听众和叙事者共同完成了故事，听众的缺席会造成故事的不完整。

 

　　与我国相比，日本学者对叙事者的研究面更宽，关注的群体较为广泛。但对具体的个案研究尚不深入，还没有看到关于某个故事家的研究，也没有对故事村（群落）的研究出现。

 

　　（三）对叙事活动的研究

 

　　随着对民间叙事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叙事活动，也就是传统生活自身。在西方，这一风潮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在日本则大约始于九十年代初。叙事活动包含的内容很多，涉及到空间、时间、身体的动作行为、声音、叙事技巧（策略）等，这些要素在美国民俗学界主要体现为表演理论，但日本学者仍然倾向于将这些要素分开探讨。

 

　　关于空间与时间问题，有永池健二的『「うた」のある風景―歌の場・歌の時・歌のかたち』[p115-126]（有“歌”的风景—歌的场·歌的时间·歌的形式），以及高木史人的『昔話の<場>と<時>』（故事的“场”和“时”）。两者都把目光放在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叙事的环境上，认为环境对叙事活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身体的动作行为和声音，日本学者成果较为丰富。有兵藤裕己的『声と主体——モノ語りの語り手と地霊の信仰』[p19-28]（声音和主体——故事的叙述者和地灵信仰），以及『「口承」Oralityということ——声、ことばの身体性』[p158-164]（所谓“口传”Orality——声音、语言的身体性）。前者关注声音与其主体的关系，认为叙事者一方面是声音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又是地灵这个主体的声音。后者则集中考察口头文学中的声音，把它作为身体行为的一部分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川村清志的『民俗芸能の習得と実演における言葉と身体、そして意識についての断章』[p28-32]（民俗艺能的习得与表演时的语言、身体以及意识）讨论了叙事活动中语言、身体和意识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以舞蹈等艺能为研究对象的吉川周平，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舞蹈动作的文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仅仅关心舞蹈的核心动作[p3-10]，后来他发现舞蹈动作具有结构特征，进而发现动作中隐藏的意义[p56-59,p141-146]，总结出一套观察身体动作的分析方法。这类研究在其他地区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