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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轿子的种类更是比魏晋时期丰富的多，如皇帝所乘的“辇”，王公大臣所乘的“步舆”，妇女所乘的“檐子”，而民间所用的版舆更是多种多样。此时宫廷里的辇还保留了一些远古车的色彩，有轮辇与步辇两种形制。唐代的步辇形象，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就有明确反映。唐朝初期，轿子只是皇帝和嫔妃的代步工具，其他人等在舆服制度的规定里，则基本没有乘坐轿子的资格，即使贵为宰相，也只有骑马的份。到唐武宗时期，规定始有所放松，但也只允许三品以上的宰相、三公、尚书令和患病者以及辞官人员乘坐，除此之外，无论尊卑，一律不准坐轿，而且特别规定，乘轿者必须自己交纳坐轿费用。另外，妇女在唐代乘轿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如据《册府元龟》载，“妇女本来乘车，近来乘用檐子，事已成俗”，不过仍基本只限于官员之母亲、妻子等。
据考证，“轿子”一词最早出现于五代后周时期。除名称变化外，到两宋时期，轿子的使用也开始逐渐出现变化。历史上，虽然轿子早已成为官员代步工具，但长期以来却只能在非正式礼仪场合下才能使用，诸如官员上朝等则不允许乘坐轿子。北宋的典章制度承袭唐、五代而来，所以北宋舆服制度也规定各级官僚上朝不能乘轿，而只能骑马。但到南宋时期，随着宋室南渡，文武大臣云聚杭州。鉴于杭州之地四季多雨，路面湿滑，于是高宗始允许官员乘轿子上朝。从此轿子开始代替车马成为官员上朝或巡行的重要代步工作。与此同时，轿子也更普遍的在民间推广开来，并出现了新娘出嫁坐花轿的风俗。轿子推广之前，传统迎亲通常用毡车，但到北宋中叶，已是“重檐子，轻毡车”。在当时的江南之地，不论城镇还是乡村轿子多得不绝于道，所以朱熹才有“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的感叹。在具体式样上，宋代轿子也已与今天的轿子基本没有什么差别。此后历代，轿子更是成为富商大贾、士绅等有钱人家的主要代步工具。而此风的出现，与民间对官方的仿效有直接关系。
明朝初期，与唐宋时期一样，在典章制度上还是规定各级官员只能骑马，不准乘坐车辆和舆轿。但到明朝中期，不准官员乘轿的规定大大松弛，朝廷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形成了一种官员乘坐豪华轿子的风尚。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返乡安葬父亲的时候，真州知府钱普就送给他一架“如同斋阁”的大型舆轿，里面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比如卧室、会客厅、厕所以及供人观赏景物的回廊等，整个舆轿的面积有50多平方米。而到明代中后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轿子已是分外流行。故顾起元《客座赘语》言：“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
到清代，开始出现了民轿与官轿之分。民间的轿子，会因坐轿者的身份、条件而多种多样。官轿更是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据《清史稿》所载：“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止。”武官中，将军、提督、总兵等，如因年纪太老，骑马不方便，可以上书朝廷申请乘轿。若是外官入京，一律乘车，不准乘轿。满人官员乘轿的规定更为严格。亲王、郡王可以乘坐八抬大轿，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则乘坐朱轮车轿。一品文职大臣、军机大臣乘坐四人大轿，二品大员要等到年过六十，才能坐轿。蒙古王公则一律不准乘轿。
三、跨地区传播：轿子传播过程中的民族化与政治化
在轿子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地域差别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轿子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蘖变，如暖轿、凉轿、滑竿等。但由于有中央政府在制度和礼俗方面的统一规定，所以在基本样式上还是差别不大的。可是轿子一旦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之间传播，情况就大为不同。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传播，一种是超出国界的民族传播。前一种情况下，轿子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民族生活方式的差异上；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差异性不光体现在民族生活方式上，还体现在制度安排上。
历史上，自隋唐时代开始，步辇与肩舆在向民间普及和向周边各少数民族传播的同时，也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由此产生了中国、朝鲜和日本三种有较大区别的轿子亚文化。首先是由唐至宋，中国自身在轿子形制上就产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平板式的辇和舆转变为有座椅的轿子。这一变化的产生，与唐宋人的生活习惯发生变化有直接关系。隋统一后，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用具大量进入中原地区，胡床、胡椅、高桌、高几等离地的坐具被大量使用，使中国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生活习惯受到极大冲击。又经过唐宋时代，中国人彻底放弃了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传统习俗。不过在唐代，虽然胡床的使用在迅速普及，但还未将椅子放到离开地面的步辇和肩舆之上，直到宋代这种情形才出现。宋以后，除了大小、高矮、精美与否等外形的变化，都总体上沿袭了宋代有座椅轿子的形式。
当唐宋时代轿子在中国本土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其还不断在周边民族和国家进行传播和扩散，如辽国就引进了中原王朝的车舆制度。辽原本盛行的交通工具为骆驼拉的大车。会同元年（938），后晋使臣冯道、刘昫等备车辂法物，上辽太宗及皇太后尊号册礼，辽朝始有等级分明的舆服制度。圣宗太平元年（1021），行汉册礼，又采用盛唐辇辂，规定皇帝、皇后可以用辇，有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逍遥辇、平头辇、步辇等。但与此同时，辽国之轿与中原王朝又有所不同，走得是一种“复古”的路子，因为其所使用的辇，基本上都是有轮之辇，因而在形式上更接近秦汉时期。究其原因，可能与契丹为游牧民族，迁徙流动性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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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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