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轿子是我国传统时期一种重要的代步工具，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轿子有着广泛运用，尤其是在传统婚礼过程中更是必不可少。不过，轿子并非中国所独有，实际上在周边一些国家，如朝鲜、日本等，也同样有轿子存在，只是在形制上与中国的轿子有所不同，如中国的轿子是有座椅的，其他两国则没有。而同样是没有座椅，朝鲜与日本的轿子亦有较大差别：朝鲜的轿子有上无下，整个轿子全都位于轿杆之上；日本的轿子则是有下无上，整个轿子全部位于轿杆之下。那么轿子有何演变而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与跨地域传播过程，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呢？下文将就这几个问题略作分析。

一、轿子的产生：“俗人所欲也”

　　古代中国，是一个车马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度。据记载早在夏王启的时代，就在甘之战中使用了战车。春秋战国时代，战车更是得到大规模普及，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之一，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之说。而轿子的产生则与马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轿子其实就是马车的一种演变。先秦时代，马车虽然已经非常普及与发达，但当时专供马车驰骋的道路却很少，因而使用起来并不十分方便。于是因应社会所需，轿子产生了。也就是说，正是现实的需要促进了轿子的产生，就像汉刘熙在《释名·释言语》中所说的那样：“俗，欲也，俗人所欲也”。

　　但轿子最早并不叫轿子，而叫做辇和肩舆。《说文》曰：“辇，挽车也。”《周礼·乡师》“与其輂辇”，注曰“辇，人挽行”。也就是说，辇就是用人力拉的车，而其就是轿子的最初原型。只是到秦汉时期，辇已被特指帝王和皇后所乘的人力车。这时候的辇，特别是人拉的辇，还保留了马车的基本形态，而人抬的辇则去掉了轮子。由于“辇”字被皇家所专用，于是其他人所乘的辇便用“肩舆”之称来代替。舆也是一个古字，从车，舁声，本为车厢之意。《说文》曰：“车，舆也”，指车中受物之处。所谓肩舆，就是由人抬着的马车车厢。这一点通过出土文物可得证明。1973年3月6日，在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陪葬坑，就出土了三乘肩舆。这种肩舆其实就是把马车的轮子去掉，形成用人来抬的“人肩上的车”，而其形状完全就是当时马车的样子。对此，杜佑曾说：“古谓人牵为辇，……秦始皇乃去其轮而舆之”。

　　不过轿子虽然产生于“俗人所欲也”，但在其产生初期，却可能主要是运用于山路交通，此后才被用于平地或宫廷内代步。如《史记·河渠书》引《夏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陆行载车，水行载舟，上行即桥。”桥即轿，就是说走山路时用轿子做交通工具。而轿子普遍用于平地代步，约始于东晋时期。当时政权南移，由于南方多雨、道路泥泞，不适合马车行走，而南方多竹，便于轿子制作，于是轿子遂作为平地代步工具而逐步流行起来。

　　虽然先秦时代的马车文化和风俗在今天已经消失，但马车文化和风俗所衍生出来的轿子却一直流传到近代，并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轿子习俗。这一风俗的最初形成，与上层统治阶层的推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很快与当时严密的社会等级制相结合，使得辇变为皇家专用物，而其他人使用的“辇”则改称为“肩舆”。这种从马车到辇和肩舆风俗的形成，与统治阶层的推动有极大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风俗的重视。如西汉贾山《至言》曰：“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同时代的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也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

二、轿子的成型：“上之所化”

　　从考古资料看，辇和肩舆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较为普遍的使用了。但对辇与肩舆使用的有关礼仪规定，秦以后才逐步出现，而更完善的礼仪规定则要到唐宋时期。车马是先秦礼仪规制的重要表现之一。如《周礼·春官·巾车》就规定：“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钓，樊缨九就，建大旂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正因为此，从车马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的轿子，也被统治者纳入礼仪规范之内。而在官方带动下，轿子又被民间所普遍仿效与应用，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风潮。

　　在北宋时期轿子最终定型以前，除了辇这一种皇家御用的轿子以外，轿子不管是在名称还是形制上都是多种多样的。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分别有“八扛舆”、“篮舆”、“版舆”等类别。其中八扛舆就是由八个轿夫所抬的轿子，由于轿身很大，可同时乘坐二人。不过这种舆一般只有皇亲王公才能乘坐，因而是一种高等肩舆。所以在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班姬辞辇图》中，由于乘者为汉代帝王，所以所画之辇即为“八扛舆”。相比之下，民间的轿子则简陋许多，最简单的就是版舆，也就是在两根木杠的中间，固定一块方形的木板，乘坐者盘腿或是曲膝正坐于木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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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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