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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农民画的产生是三种力量为适应农村宣传工作需要而“组合”的结果。
首先，如前所述，新中国文化政策、文化运作机制是农民画产生的原动力和推动力，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借助绘画的形式来实施政策的宣传，代表这股力量的是农村文化工作职能部门，如省、市、县各级艺术馆、文化馆，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有效地组织和推进了农民画的创作；同时有美术体制中的单位如美协、美院、出版社、美术展览馆和研究院等在一种分工合作的意义上展开活动，以主流意识为准则，进行对农民画的宣传和评价。
其次，农民画活动的辅导者是农民画艺术模式的塑造者，“‘没有辅导就没有农民画，有怎样的辅导就有怎样的农民画’——这两句话虽排斥了农民画创作的自发性因素，却道出了辅导的决定作用”。农民画辅导者一般具有美术专业的学院式经验，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画作者相比，属于美术界知识精英阶层。辅导者对农民画创作的牵引力是其运作机制中不可忽视的另一股力量。
第三，作为农民画创作者的农民虽然有可能缺乏本体的艺术自觉，但其自身具有丰厚的传统民间艺术素养，以及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切身感悟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及向往，以稚拙的技巧展示丰富的内心情感，形成了农民画的独特韵味。
由此观之，正是这三种力量的有机组合，促使了农民画这种独特艺术样式的生成，并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历史情境下沿伸、绽放。
二、三种力量的“消长”：农民画风格的嬗变
三种力量的合力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每一种力量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对农民画创作趋向的可控度并不一致，三种力量此消彼长，农民画的变相也由此成为可能。
邳县、束鹿模式阶段的农民画活动，大致可分为“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两个时期。期间，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的力量，农民画作者则从被动参与到逐渐得到锻炼，而专业美术工作者则在后期中介入。
“农业合作化”阶段农民画活动的主要特点是：
（1）不是先练好技术（更不是从石膏像或静物写生之类开始，也不是先从临摹开始）再开展创作活动，而是一开始便根据当前政治任务的迫切需要开展了创作活动，在无数次的创作活动中逐步提高了艺术水平；（2）密切结合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在最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连环画、组画、漫画等，用以表扬先进和批评落后，解决社里当前最主要的思想问题；（3）开始的时候，因为技术差，有强烈的自卑感；但是由于在政治运动和生产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群众的爱戴，因而逐渐建立了自信，打破了对绘画的神秘观念，扩大了自己的队伍；（4）活动方式很灵活，有时是配合宣传队贴到牌子上到处流动，有时集中在工地、田头、场边等处展览，有时也贴在村里的画廊（用石灰在墙上做成固定的画栏）上，有时配合开会贴到会场上……三幅、两幅、甚至一幅也不嫌少，几十幅、几百幅也不嫌多，只求达到一个目的：在实际上起作用；（5）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的，他们接受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和指示，为实现党在每一个时期中的中心任务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生产任务越紧张，美术活动越繁荣，因为它是党推动生产的有力工具，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消闲。
正是这样一批农民，响应政府的号召，被“赶着鸭子上架”进入了绘画创作的领域，他们凭着自身的传统审美意识与原初性的绘画本能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历经自我磨炼和不断摸索，创作出了能承担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农民画形式往往具有稚拙性和随意性特征，多以漫画的方式呈现。
邳县与束鹿模式农民画的鼎盛之势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凸显出来的。作为反映并执行国家意识形态重要部门之一的文化部与全国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相呼应，于1958年3月发出了“关于大力繁荣艺术创作的通知”，接着于4月20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对农民群众文艺爱好者的普及、提高和培养问题。由于行政部门对于农民画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视，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促使专业美术工作者参与到农民画活动中来。从而使农民画辅导制度逐渐成为农民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如1958年5月13日至6月15日，江苏省群众艺术馆在邳县举办了徐州、淮阴两个专区文化馆、站干部的美术培训班，辅导者为时任南京美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朱克可和群艺馆美术专家李畹（李可染的妹妹），教授课程主要是进行以线描为主的短篇连环画创作，并传授一些绘画基本知识，如速写、素描和欣赏课等。同年10月，南京艺专美术系绘画专业师生到邳县实习和业务辅导，其辅导方式分为两种：一是现场辅导，在绘制壁画的过程中提出内容和技术上的问题，尽量在构思方面给以启发，着重保持农民自己的风格，有时也与农民作者合作；二是短期辅导班，学员主要是壁画运动中的骨干，辅导班教学以座谈会、观摩画作、西方绘画技法辅导、写生和画记忆画、命题创作等方式进行，强调技术必须为内容服务、作品的政治标准第一。这一次辅导是美术界精英阶层直接介入农民画活动的开始，其倡导的辅导员政治挂帅，党委、辅导员、学员“三结合”原则等辅导经验，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邳县壁画创作与辅导模式的构建。随后华君武、英韬、米谷等漫画家通过修改农民所作壁画的形式与邳县农民作者合作，直接参与到农民画的创作机制中，此种合作形式的出现，接驳了60、70年代的农民画辅导模式，是专业美术工作者与农民作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产生互动、农民画创作风格向专业化靠拢的一个先兆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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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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