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围绕着“神话主义”,杨利慧又组织了吕微、户晓晖、施爱东、安德明、陈泳超、林继富、吴晓东、王宪昭、王杰文、谭佳、王娟等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意义与价值展开了讨论,相关讨论结集为“神话主义与朝向当下的神话学”和“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两个专栏。总体而言,学者们肯定了“神话主义”概念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前景,认为神话主义是一个时代性的前沿学术概念,它拒斥“本质化”的观念,有助于推进民间文学学科朝向当下,相关的成果是一项以当代文化为视角、为目的、为旨归的研究。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神话主义的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强调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努力用民间文学的神话资源和概念来介入当代文化批评,这样才能真正彰显独特的学科价值。

 

　　此外,高健的《从开天辟地到“解放”来了——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表述》,雷伟平的《上海当代三官神话的地方话语及其变迁研究——以上海青浦区A村为例》,张晓鹏的《“重述神话”的叙述策略探析——以“重述神话·中国卷”为例》,霍志刚、王卫华、王星虎的《现代化语境下伏羲神话的重构——以河南淮阳地区为个案》也都从各自的视角展开了活态神话或神话主义的相关研究。

 

 

　　1.本体研究上的继承与创新

 

　　传说故事向来是民间文学研究的热门。本年度,在传说故事的本体研究方面的相关成果也颇为可观。这些研究或是立足于传统,探讨故事的结构、形态与类型;或是另辟蹊径,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民间故事的综合性研究上,刘红的专著《傣泰民族民间故事研究》在综合运用各国文本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分析傣、泰、老民间故事共同或相似的主题、形象系列、母题,考察故事中标志意味的文化因子、习俗传统以及价值观念等,审视故事所呈现的独特美学意味,以此探讨傣泰民族的文化渊源。

 

　　在文化内涵分析上,田兆元的《毛衣女故事之生育互助主题——传统叙事的向实研究路径》则看到了当下民间故事解读中存在着抽象解读的倾向。文章尝试发展出“向实”的解读形式,即以故事叙事为依据,抽绎出各种叙事语段,与特定的社会现实相联系,立足于现实向传统叙事提出问题。作者以毛衣女故事为例,解读出故事背后的借种生育习俗。刘晓峰的《从中国四大传说看异界想象的魅力》则从“异界想象”角度理解和阐释四大传说,并引入日本妖怪学研究的讨论来丰富传说的研究方法。乌·纳钦的《格斯尔射山传说原型解读》揭示了格斯尔射山传说的情节原型,认为该传说的情节链背后暗藏着神话、史诗与巫术的原型套链,承载了除魔祛邪与使生命转化重生的双重主题,隐喻了现实中的生存危机以及化解危机之后的复兴。邹明华的《从关公传说看事实向文化的演化》、徐金龙等人的《以龙求雨:从传说、巫术到习俗》、汪保忠的《妙善传说新探》则考察了民间传说与故事背后的信仰因素。

 

　　在故事的传承传播研究上,张举文的《“定亲”型故事中“月老”形象传承的文化根基》在阿切尔·泰勒(Archer Taylor)对“定亲”型故事研究的基础上,对故事中月老的独特形象与特殊作用展开了探讨,并得出关于故事传播规律的结论:一个元素或一个故事的存在取决于它是如何或是否植根于某一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为故事所采用的或是经过修改以适应了既有的象征系统,或是原本就与新的文化体系有相似的表现形式或意义。卞梦薇的《对“恶女谤比丘”类型故事的源与流的初步考察——以<警世通言·陈可常端阳仙>为中心》发挥传统的文史考证方法,梳理了“恶女谤比丘”型故事从佛经到小说的流变过程和流传路线图,并推断了《陈可常端阳仙化》的写定年代约为宋末元初。郭玉华的专著《中国民间传说的戏剧传播研究》则考察了民间传说与戏剧的跨体裁传播,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对影响中国民间传说戏剧传播的故事要素、人物角色、戏剧冲突、戏剧叙事、主题及唱词等的分析为重点,力求系统地展示中国民间传说戏剧传播的历史脉络、观念变迁及审美价值。

 

　　2.传说故事的记录与改写研究

 

　　传说故事的记录与改写是民间文学界永恒的话题,忠实记录是否可能、如何看待搜集工作中的记录与改写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近年来,相关的讨论分成了两派,占多数的一派持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的搜集必须以忠实记录为原则;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反思,认为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本年度,老学者刘守华再次提及这一话题。借着作家一苇(黄俏燕)改写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中国故事》的出版,刘守华撰写了名为《论民间故事的“改写”》的序言,在肯定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必要性的前提下,作者把民间故事的采录分为三类:接近原始记录稿的、有一定的加工与整理的、接近于改写的,进而对“改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揭示了各国学者改写民间故事的成功经验,认为好的改写应该遵循保持故事的基本面貌,能够延续故事的生命,尊重、保留原故事所含的习俗、信仰、根基等基本原则。在《与中国民间故事相映生辉的名字:董均伦》一文中,刘守华探讨了著名民间文艺工作者董均伦、江源在故事搜集上的贡献,进而独具慧眼地指出:董均伦、江源笔下的故事不是作为学术资料被记录下来的,而是作为面对大众的文学读物被写定的,正是不同程度的文学加工——“改写”,赋予了作品以广泛的可读性和鲜明生动的艺术生命力。

 

　　黄景春的《黄道婆传说的当代建构及社会记忆转型》则以个案研究,探讨了当代社会是如何在复杂的权力与文化场域中编写、改写传说的。作者结合了社会变迁与社区转换两个维度,梳理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黄道婆传说建构与社会记忆转型的关系。在1949年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作用下,通过新传说的创编,黄道婆被建构成纺织女工、纺织技术革新家、童养媳、反抗者、民族文化交流使者等多重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南又通过建构新的地方化传说进行文化资源生产,但新传说难以形成合力,国家层面上的社会记忆对海南重塑黄道婆记忆的努力起到了抑制作用。可见新传说的建构成为社会记忆转型的依托,而新的社会记忆维护着现存的权力话语体系。

 

　　显然,我们应该打破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迷思,把搜集整理视为民间文学传播的重要环节,并认识到故事的受众不同,目的也不一样,作为学术研究的文本应该尽量贴近采录的原貌,但面对普通读者的作品应该注重文学性与可读性。另一方面,民间故事的搜集、改写不仅仅关联美学,更关联社会政治,我们需要对搜集、整理与改写中的社会权力关系有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并将其作为“文本化”过程中的重点进行研究。

 

　　3.传说故事的比较研究

 

　　在传说故事的比较研究上,本年度有不少成果。有两篇文章通过个案分析,反思了研究方法。刘建华的《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展开了对维吾尔族和汉族异类婚故事的比较,认为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维吾尔族异类婚故事在多个方面都与汉民族有很大差异,在此基础上反思了国内学界在异类婚型民间故事研究中以汉族故事为主的知识建构。孟令法的《跨文化视野中的“看图讲故事”研究——梅维恒<绘画与表演>读后记及其论题意义》展开了对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Mair)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的述评,指出该书依据的流传学派对文化一元论的溯源考论的局限性,也肯定了“看图讲故事”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探查故事讲述的民俗实践路径及其活形态表达的文化多样性。

 

　　还有一些研究注重于个案考察。杨柳的《中日异类婚恋型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以<田螺姑娘>与<鱼妻>为中心》通过中日两国同类故事情节与审美的比较,发掘了中日文化当中的相似性。苏永前的《中亚东干民间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比较分析——以李福清<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为对象》比较了中国民间故事与中亚东干族民间故事之间的相似性,为考察民间文学的跨境、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