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研究
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对学术史的梳理是一项富于意义的工作。本年度,围绕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不少学者撰写了相关的文章。
在关于西方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上,卢梦雅、刘宗迪的《戴遂良与中国故事学》论述了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的《近世中国民间故事集》在中国故事学研究方面的先行作用,揭示了该书在展示中国民间信仰、探索母题索引上的尝试。张志娟的《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梳理了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确立期(1872—1892)、延伸期(893—1923)和交融期(1924—1949)。沈梅丽的《十九世纪末中国语境下民俗学汉译及其学术思想史意义》梳理了十九世纪末期的两次由英国传教士及在华英人主导的民俗学汉语译介活动,认为这些成果未能产生后继影响是此后国内学界选择了日本学术传统的结果。
在国内学术史的梳理上,施爱东的《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分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和何思敬、杨成志与顾颉刚的学术实践,探讨了早期民俗学者的学术取向与学术实绩的辩证关系。陈祖英的《中国现代民间传说研究回眸(1913―1937年)》梳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传说研究发展的状况。吴光兴的《钱穆论中国民间文学、文艺》考察了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对于民间通俗文学、文艺的一系列论述,探讨了民间文艺在他建构的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刘锡诚《民间文艺学家董均伦书简二十二通——先生诞辰百年祭》以作者与董均伦的通信,为读者展示了老一辈民间文艺工作者在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上的贡献。李瑞华的《作为启蒙的“民间文学”——革命语境下左翼文学对“歌谣体”新诗的建构》考察了左翼文学“场域”及其平民化诉求和阶级话语对民间歌谣的利用。此外,马昌仪的《从书简看袁珂填海逐日的神话思想》,董晓萍的《钟敬文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背景与趋势》,卢梦雅的《试论法国汉学界的中国上古神话研究——兼及对中国“古史辨”派的关照》,郭佳的《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张春茂的《鲁迅民俗观论析》,杨华、徐国君的《王韬对欧洲民俗的体验和认识》,郭俊红的《地方文化视域中的牛郎织女传说研究述评》,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现代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经验有所梳理与研究。
在西方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上,本年度也有不少成果。福田亚细男的《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梳理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新民俗学”的进展:包括都市民俗学、现代民俗学、超越“一国民俗学”以及重归“在野之学”等趋势。日本学者菅丰联合福田亚细男、塚原伸治组织的《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是否能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赵彦民、陈志勤、彭伟文等人编译)则反思了20世纪日本民俗学所走过的道路,对以福田亚细男为代表的日本民俗学学者的研究路径展开了细致的剖析,从中可见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对前辈学术贡献的批判性继承思想。马千里的《法国民俗学的史前史——凯尔特学会钩沉(1804—1813)》分析了19世纪法国民俗学组织凯尔特学会(Académie celtique)兴起的民族主义背景,考察了其在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民间信仰、古代碑刻与建筑以及口头传统进行调查与研究,及首倡问卷调查的历史功绩。周波的《美国民俗学的移民研究传统——兼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启发》梳理了美国民俗学移民研究成果,认为研究经历了从关注遗留物与口头传统,到注重“经验”“过程”与“认同”的转变。
本年度,《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继续开设“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梳理了大量西方神话学研究的学术史,出现了蔡艳菊的《神话素: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理论的基本范畴》、郝婷婷的《表达的符号形式——恩斯特·卡西尔神话研究》、王树福的《阿法纳西耶夫与<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神话思想》、丁晓辉的《阿兰·邓迪斯的神话学研究》、梁青的《平成期以来日本神话研究动向》等成果,为学界展示了西方神话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前沿话题。
三、非遗保护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开展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正如户晓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践范式》所说:《公约》通过新文本和新术语倡导一种新的实践范式,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意义在于保护共同体、群体和个人创造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在保护的过程中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关乎民间文化,更关乎拥有这些文化的人。在保护实践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及时总结经验、反思保护实践的必要性。本年度出现的非遗研究便以反思为核心,出现了刘瑾、孙晓立的专著《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等著作,和王加华的《“你”怎么看:胡集书会保护与传承的艺人视角》,邢莉的《民俗学的研究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张祝平的《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张举文、周星、王宇琛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核心问题——中国传统的内在逻辑和传承机制》等论文。
安德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经验》全面探讨了中国非遗保护的得失,肯定了保护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赋予民间文化合法性,促进国家、社区和研究者之间更加积极地合作,提升传承人与社区的地位,也指出保护中产生的首要问题是教科文组织理想化的理论与特定语境下的保护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造成了争夺传统文化所有权的竞争或冲突,也削弱甚至剥夺了普通人通过自己的文化自我表达的权利。就此而言,非遗相关的社区、研究者和国家权力等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学者对UNESCO制定的非遗保护相关准则、展开的相关实践展开了辨析与反思。朱刚的《从“社会”到“社区”:走向开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界定》强调了非遗保护中的核心原则即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并通过对《公约》《操作指南》与相关文件的检索,梳理了“社区参与”概念的发展历程、理论来源和实践状况,以及实践面临的挑战。马千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也强调了社区的重要性,认为以社区为主导的清单编制模式有利于社区保护自身的文化实践权益,让成果更有效地为社区成员共享。他的《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申报中的若干共性问题》也指出了非遗申报中的各种问题,如不当用词和“本真性”问题、保护儿童权益的问题及动物使用问题。缔约国亟需要加强对于《公约》的宗旨和精神的认识,UNESCO也需要正视《公约》面对各国复杂状况与价值观时遭遇的悖论。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保护非遗?郑土有的《民俗场: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的核心问题》认为在民间文学类非遗活态保护的过程中,核心是要尽量恢复其生存的民俗场。有些民俗场尽管不可能恢复,但可以采用移植、借用、再生的方法逐渐培养新的演述民俗场。毛巧晖的《微信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空间与民间文艺的重构》把思考放到了新媒体时代的非遗保护上。作者敏锐地发现,互联网、微信重构了民众日常生活和民间文艺的表达,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随之改变,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要关注的是已经改变了的文化空间与文艺形式。
四、神话研究
1.神话的基础研究与译作引介
2017年,神话的基础研究与译作引入成果颇丰。在著作上,有林玮生的《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以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形态比较为中心》、张开焱的《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饶静的《中心与迷宫:诺思洛普·弗莱的神话阐释研究》、沈德康的《中国藏缅语民族文化起源神话研究》等成果。
王宪昭出版了《中国创世神话母题(W1)数据目录》。该书是王氏“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W1.世界与自然物”的升级版,书中列举的中国创世神话母题由原来的3级母题升级为5级母題,母题数量由原来的4607个扩展为12583个,在表现形式上采取了表格与注释相结合的表述方式,每个创世神话母题均包含“W编码”“母题描述”和“关联项”三个部分,是目前中国各民族创世神话研究的重要检索引擎和母题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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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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