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摘  要：2017年民间文学研究整体在基础理论、学术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神话、民间传说故事等研究领域均有可观的成果,从中可见学者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反思精神的增强。同时,整体学术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民间文学学科转型过程中的典型问题,需要学界夯实基础、增强问题意识才能克服。

 

关键词：2017；民间文学；实践；反思

 

　　2017年度,民间文学研究继续推进,学者在学科基本理论和各种文类的研究上均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并出版了可观的论著与译著。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代表性成果与基础理论探讨、学术史研究、非遗保护研究、神话研究、传说与故事研究等几个方面,对本年度的研究进行概述,并对年度发展趋势做出总结与反思。综述将以民间文学为主,同时结合民俗学的相关成果。由于笔者阅读视野有限,还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未能收入其中,请作者与读者谅解。

 

 

　　总体而言,2017年度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在专著方面,董晓萍的《钟敬文与中国民俗学派》对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的民俗学学说体系、故事类型个案研究与民间文艺学理论建设成果进行了总结,全面探讨了钟敬文建设中国民俗学派学说的内涵。岳永逸的《朝山》则对现有的庙会与民间信仰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批评,强调要在整体的社会生活中看待庙会,指出庙会是一种弥漫性、整体性、渗透性、建构性的存在,包括了自然、经济、社会组织、政治、信仰等各个层面,是乡民整体性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萧放、张勃的《城市·文本·生活——北京岁时文献与岁时节日研究》从历时与共时、都市文化与都市生活传统的角度,对传统都市节日进行深入研究,深入分析了从元代至今的北京城市生活与节日节俗。丁晓辉的《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探讨了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在民俗学研究领域方面的独特贡献。袁瑾的《地域民间信仰与乡民艺术:以绍兴舜王巡会为个案》对绍兴会稽山区的虞舜信仰和巡会的传统展开了全面研究。此外,一些老学者还增订再版了昔日的著作,如马昌仪的《魂兮归来——中国灵魂信仰考察》、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在资料与工具书方面,出版了托汗·依萨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叶尔扎提·阿地里主编的《中国<玛纳斯>学辞典》,《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主编的《中央苏区歌谣集》,朝克编著的《鄂温克语民间故事》等成果。

 

　　在翻译方面,学界也引进了一些经典著作,如美国学者德克·卜德(Derk Bodde)的《古代中国的节日》,日本学者大木康的《冯梦龙<山歌>研究》,日本民俗学家宫本常一的《田野调查:被遗忘的村落》,爱沙尼亚学者于鲁·瓦尔克(Ülo Valk)的《信仰·体裁·社会:从爱沙尼亚民俗学的角度分析》,柳田国男的《巫女考》《女性的灵力》《日本的传说》《妖怪谈义》《日本的昔话》《远野物语》、劳格文(John Lagerwey)的《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及其与谭伟伦主编的《中国客家地方社会研究》系列丛书、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的《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阿莱德·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的《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等书的翻译引介也将对民俗学的研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从上述的成果来看,民间文学显然已经不再限于单纯的收集与整理,学界尝试着突破传统的“民俗学概论式的研究范式”,对学术领域旧有的问题意识、基本术语与概念体系、学科使命、学术伦理等展开深刻的反思与严肃的检讨。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实践民俗学”“朝向当下”“互为主体”“社区”“日常生活”等概念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定位学科的责任与功能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大责任。

 

　　户晓辉的著作《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便是围绕如何确立新时代民俗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展开的。该书揉叙述与理论为一体,分为引论(理论阐释)、本论(生活史记录)、结论(理论总结与理想展望)和附录(零散篇章)四部分,主要以作者家族三代人为叙述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末父母“支边”开始,追溯半个世纪以来的流年时光和生老病死,汇总起来犹如一部生生不息的家族档案史。作者把实践民俗学视为学科目前最要紧的理论任务和目标,即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复原,通过对实践理性的过滤和追问,实实在在问询普通人怎样能够过上“好生活”的家族成因和制度保障。在作者看来,记录普通人生活的目的在于寻求并还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具有的常识感、公平感和正义感,由此反思日常生活的伦理行为和政治行为的目的条件。他本年度发表的《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也可以被视为对这一思考的延续。

 

　　周星的《“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有感于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产生的“生活革命”,新的“都市型生活方式”与“日常生活”已经初步确立并迅速普及。作者尝试着为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现代转型找出新的方向:亦即舍弃对传统、乡愁的过度审美与礼赞,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总之,中国的现代民俗学应该超越朝向过去的乡愁,对当下正在发生并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之基本事实的生活革命予以高度关注。

 

　　高丙中的《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则通过对传统、日常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概念的梳理与辨析,强调了学科的当下使命。文章认为,仅仅强调“朝向当下”是不够的,中国民俗学一直是也必然是“未来”导向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学术生产都是为了在未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民俗学要在这个大局之内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这种历史宿命,继而要把宿命转化为使命,通过学术自觉成全民俗学学科在时间意识上的完整性。

 

　　在当下的环境中如何看待传统?如何展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调查?徐赣丽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到乡村去寻找、抢救传统的民俗之外,学者更紧迫的任务是完成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即开拓都市民俗学,尤其是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的研究。张祝平的《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认识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的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政府与学者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当下农民的生活也仍然应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向振的《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便聚焦于此。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民俗学的视角转化: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村民日常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

 

　　显然,当下中国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变迁中,无论是对民俗学未来指向的强调,还是对民众日常生活与苦难的关注,无论是对中产阶级民俗的关注,还是对城镇化与农村生活的追踪,都体现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新时代关注生活文化、参与民生建设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