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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57年1月温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召开的老年工商业者座谈会记录中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煤油开始运销温州。那时经营煤油的叶昌茂，开设于谢池巷。初期推销煤油的方法是先送保险灯试点，顾客认为满意后再买。清末，日本人来温州开设东洋堂和广贯堂，专售日本货。”上述记载中煤油及现代煤油灯传入时间上明显有误，不过晚清温州的煤油贸易一直为几个外商所控制，彼此之间确实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温州当时的煤油贸易主要为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与德士古石油公司三家洋商所垄断，随着贸易量的迅速增加，他们还相继在瓯江北岸及市区建立了多处储油罐与码头。为了打消人们对洋油灯一开始的疑虑和观望态度，不断扩大市场，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推销煤油，花招百出。除了免费试用“保险灯”（即相对于传统灯烛而言的煤油灯）和洋人直接下乡宣传之外，有时候还附送毛巾、肥皂、香水、糖果等，甚至免费赠送部分灯油。从国外传来的“洋油灯”不仅款式新颖，而且亮度亦非传统灯烛可比，以其本身具有的技术优势很快受到了温州府、县各主要城镇与上层社会的热烈欢迎。除了煤油灯照明本身所具有的经济、高效与便利等优势，煤油经销商上述促销手段更是加快了煤油灯从城镇向乡村的推广与普及。据1892-1901年间瓯海关十年报告指出，除了进口美国、俄国的煤油之外，温州1896年首次进口苏门答腊煤油42000加仑，而不到五年后的1901年此地煤油进口量就激增至266200加仑。1902-1911年的瓯海关十年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当时“美国和苏门答腊煤油的生意很好，有必要在城墙外造个专门仓库来贮藏煤油。”至1913年，温州进口煤油达到200.75万加仑的峰值，价值28.7万海关两，占进口洋货总值的21.5%，仅次于棉布。
上述煤油、火柴、灯具等物品进口量的激增，“表明许多家庭接受了这些有用的物品。”瓯海关报告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煤油灯使用体验会让它最终普及起来”，“千家万户最终将接受这些物品。”两年以后，瓯海关监督贺壁理（Alfred E.Hisppisley）在1881年海关报告中验证了这一预期，他说“摆着火柴出售的商店和小摊的数量，以及窗玻璃和炼油的使用量不断增多，足以证明大家现在普遍喜欢这些货品。城里大多数比较重要的商店现在基本上使用煤油，要么单独要么与久负盛名的蜡烛一起照明；近郊时常可见卖油郞歇担在门前的石阶上，舀出最少量的油——也许只够装满一盏家用日常灯。”例如有记载表明，洋火（火柴）、煤油早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就已经传入泰顺等温州较偏远的山区县域。显然，此时煤油灯已不仅仅局限于温州城镇区域（尤其是洋行、教堂及教会学校），邻近城镇的乡村也开始比较普遍地使用煤油灯。只不过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由于经济原因使用时会非常节省。到了1882年，瓯海关报告说“城里家家户户都用上洋油了，而且正逐渐普及到整个地区以及近邻地方，所以需求量很大”，语气极为乐观。到了20世纪初，温州有了更为先进的电灯照明方式，加之受到金价猛涨导致的煤油价格提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煤油进口受到了一定挤压。不过，直到1920年代中期，煤油销量仍旧“一直在稳定增长，逐渐在偏远乡村取代了菜油照明”，煤油灯和火柴等物品继续向边远农村及内陆腹地挺进。自1860年代煤油灯传入中国至20世纪初叶，经过整整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城乡才基本实现煤油灯取代菜油灯和蜡烛，火柴取代燧石和打火镰的近代照明革新。例如，黄绍箕在1896年给汪康年的信中，还记载有本地人仿造洋烛之事。当时瑞安算学馆主讲林调梅“曾以所见书仿造洋烛已成，但光焰稍短，未解其理。”黄绍箕为此给汪康年写信求助：“闻念劬兄（钱恂，1853-1927年）言《洋务辑要》中工作类有造洋烛法，请饬胥抄赐，以便转致，至恳至恳。”至于再从煤油灯时代向电灯时代的整体转变，则还要等上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从小小的煤油灯在中国各地普及与衰落的漫长历程中，我们就可以真切感觉到中国城乡社会近代变迁的长期艰巨性有时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三、煤油灯的普及对晚清温州社会的多重影响
小小的煤油灯早已不足为奇，然而它的推广普及对于晚清温州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照明技术的变革对于民众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起居中的照明主要依靠无成本或者成本极低的自然光源实现的，“囊萤映雪”等典故就是显例。相较而言，工商娱乐服务业发达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依靠耗费不菲的人工光源为人们提供照明。一种新型照明方式的出现，在灯光的亮度、经济性、便利性、安全性诸要素之间必须达到一个平衡点，方能流行。灯照的时间与亮度，是受灯油的使用量决定的。而灯油的消耗则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又有直接关系。在小农经济时代，点灯熬油是笔不小的开支，早早地吹灯拔蜡、上床睡觉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在菜油灯与蜡烛时代，夜间“点灯熬油”式的生产生活不是没有，但是由于低效、不够经济而无法长期持续。大规模、长时间的夜间生产与夜间生活，是伴随我国近代化特别是城镇化过程中才会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
温州州治所在地永嘉县城，东晋时期即初具规模，后屡废屡兴。北宋绍圣二年（1095），杨蟠任温州知州，将温州城（今鹿城）正式改为三十六坊的基本格局。“平生忆何处，最忆是温州”，杨蟠有诗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可见温州其时人口聚焦，工商业繁盛。对于温州这样一个“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工商业城市，杨蟠《永宁桥诗》又有曰“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则表明此时的温州已经有夜市的出现。到了清代温州，“夜聚晓散”的时间生活方式已形成了一定气候，方子颖在其《温州竹枝词》中有过相关描述：
三更灯火映窗栈，宵市居然晓市同。
夜禁七城都上锁，轻舟还有水门通。
在晚间进行生产与宴游活动固然自古有之，且某些城镇已相当繁盛，可点灯熬油，灯烛一项的花费仍令一般家庭难以承受。明末温州的侯一麟，就曾对本地上元节张灯结彩时的铺张浪费行为表示了忧虑：
岁时剧戏，鼓乐达旦。……试举上元张灯一事，民间画地，人缀珠为灯，祠庙中殚极纤巧，多至千百，望之辉煌列星，比舍架木，翳以松枝绝密，至通宵火树银花，不穷其际也。有司虑其逾节，痛抑之，或厉禁，犹弗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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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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