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的元代，先农坛的门外，天桥的东西全是河套，河中遍种荷花，河边建亭，河岸经常泊有画舫，以备游人乘坐。“每届夏令，青衫红袖，容与中流，颇饶画船箫鼓风味”。又引方济川《天桥纳凉诗》前言，曰“桥在北京南门内，为元代妓舫游河必经之地”。证实了元代的天桥，有水、有桥，是京师大都著名的游乐场所。明代，“徐中山(按：即徐达)开拓外城，塞断河水，仅留斯桥，以通行人”。到了清代，乾隆皇帝“饬工将天桥迤南两坛外隙地开挖池沼，四周遍植柳树”，“余土堆积于两坛外，使成龙形土岗，东西池沼的水，即由天桥下流通”。“桥南一带，绿柳莲红，相映成趣”。

　　民国元年(1912)，天桥一带修建了“百商猥集”的平民市场与娱乐场所新世界。民国六年(1917)当地居民又捐资在先农坛东北隅修筑了“四周皆水，中峙一楼”的水心亭。迨至1920年、1921年，天桥三次大火，水心亭不能修复，渐成废墟。民国七年(1918)，商人彭秀康在先农坛一角建成城南游艺园，聘请崇雅社女科班及孟丽君、金少梅、碧云霞诸人演唱大戏，成为游乐胜地，新世界生意遂一落千丈。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北京市面日渐冷落，旧有一切娱乐场所先后停业，城南游艺园亦随之衰败。民国十八年(1929)兴建有轨电车，因电车行驶不便，当局遂将天桥修平。民国二十三年(1934)又因展修正阳门至永定门马路，最后将天桥拆除。从此天桥无桥，也无水了。

　　第六章讲述了天桥演出场所的情况，是值得重视的一章。演出场所有戏园、曲艺馆两类。

　　一、戏园：出现较早，约在1898年前后，天桥就有了三家戏园——歌舞台、燕舞台、乐舞台，俗称桥东三舞台。歌舞台拥有崔灵芝、马福禄、一千红、玻璃翠等艺员，燕舞台有小素梅支撑，乐舞台有蔡莲卿主持。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皮黄戏演员，却都是当时老百姓心目中的名角儿，故而桥东三舞台得以鼎足而三，盛极一时。1928年以后，桥东三舞台相继停演。继之而起的有凤翔舞台、吉祥舞台、魁华舞台、共和舞台、荣和茶园、华安茶园、丹桂茶园、升平茶园，演出皮黄或秦腔。

　　此外，1921年以前，天桥往北有若干落子馆，上演奉天落子、唐山落子，生意红火，俗呼棒子馆儿。1921年以后，不知何故，这些落子馆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然而1931年，又建成小桃园、万胜轩、三台园、小小茶园、华安茶园、华兴茶园、崔记茶园、李记茶棚等八家戏棚，演唱蹦蹦戏。在戏棚中演唱蹦蹦戏的班社，大概一班十人，一个演员往往扮演多个角色，演唱完还需接手打锣、打梆子。这类戏棚初始皆为蓆棚，以后改为木架、铅铁板搭盖的棚子与灰顶棚子。演戏时不售票，观众可在场中随意移动；演出一段落，台上打堂鼓、摇铃，有班社中谓之“托杵”者持小铁桶向观众要钱。一般正午开戏，下午六时停戏。这样的戏棚十分热闹，虽然乱哄哄的，大家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怪。

　　二、曲艺馆：其一，1914年始建坤书馆，约有3-5家。1916年坤书馆大兴，环翠轩、中华园、振华园皆有唱曲者身影，最早著名的唱家为冯凤喜。所唱有乐亭调、时调小曲、莲花落等，颇受观客欢迎。以后相继有德意轩、德昌茶社、春园茶园、楼外楼，义和茶社、二友茶社演唱曲艺。1919年至1935年，曲艺爱好者曾陆续举办选举鼓界内阁、十二公主等，盛极一时。

　　其二，有专唱河南坠子的茶馆，如孙家茶馆李雪舫、贾家茶馆周玉花，以及董桂珍、姚俊英等。一曲终了，歌者即按客索资。顾客还可点曲，需加付点曲钱，由歌者、茶馆各分一半。另有架布棚、撂地摊唱坠子者。

　　其三，说书场设于野茶馆，卖茶带说书。日场午后三点开书，六点半止书；晚场八点开书，十点半止书。所讲为《三国》《水浒》《施公案》《杨家将》《封神榜》《聊斋》等演义、说部。说书时不卖茶，顾客另付听书资，照例茶馆扣三成，说书者得七成。这种茶馆规模小，一般砌有一副砖灶，一排灶眼置放几只硕大铜壶，再摆设若干长桌、长凳便是。一个掌柜、三个伙计即可应对。这样的茶馆，每天各时段的茶客还有不同。天刚亮时，一些出殡时抬杠的、打执事的聚集在茶馆里；头目来了以后，职司分派完毕，这些人便奔向办事的人家。接着是住在附近的老北京，溜达一阵后，提着鸟笼子，敞着衣襟，来茶馆坐下，喝豆浆，吃烧饼。讲究一些的，自带茶壶、茶碗，泡一包好茶叶，把鸟笼子挂在门外头，一边喝茶，一边听书。正午，茶馆休闲。午后三点到五点是茶馆最热闹时段，届时高朋满座，热气暄腾，老板收得茶资也最多。再以后，出卖劳力的人陆续归来，买些大饼、油条到茶馆进食，算作晚餐。这些人走后，茶馆一天营业便宣告结束。

　　其四，此外，有相声场、数来宝场、变戏法场、唱话匣子场、放电影场、拉洋片场、摔跤场、练把式场、云里飞场等。其中的云里飞场是一种杂耍性质的演出，云里飞和他的儿子跟着飞，男女弟子郭全宝、马艳华、夏丽华等，以唱京戏为主，辅以相声。能戏有《捉放曹》《骂曹》《桑园会》《斩子》《坐宫》《珠帘寨》《法门寺》《九龙杯》《八蜡庙》《铡美案》等。他们唱起来还够味，表情也算到家，不过唱上三、五句，就要夹带一些滑稽言辞，以逗观众一乐，终究不是正经的京剧唱家。

　　第五章记述天桥百年来的技艺人，尤其值得重视。本章包括“庚子时代天桥的八大怪”、“辛亥以来天桥的八大怪”、“近三十年来天桥的八大怪”，以及“近百年来天桥的艺人琐闻”等节。其中“近百年来天桥的艺人琐闻”一节，实录了说书的、说相声的、吹唱的、表演技艺的诸门类艺人。比如说书的，有张虚白说《封神榜》，张泰然说《济公传》，猴儿安、恒永通说《西游记》，单长德、张智兰说《聊斋》，黄诚志说《彭公案》，吴辅庭、哈辅原说《永庆升平》，以及邹腾霄、双厚坪的说书，可谓丰富多彩。尤其被誉为说书界奇人的双厚坪，作艺年代长久，而且不限一门，《水浒》《封神》《隋唐》《济公传》可以轮流开讲。作者张次溪听书时，他已年过六旬，依然神气十足，且能于叙述古人时，暗地讥讽时事。听书者最欢迎的也在他“搁下正文，东拉西扯，古今融会”，“不露芒角，令人心旷神怡”。所以“下钱之多，为同业不及”。民国初年，双厚坪终被同业推举为评书研究会会长。

　　再如吹唱的，书中述及多位单弦艺人、十不闲与莲花落艺人、唱小曲与唱梆子艺人。不少技艺与戏曲有关，“王玉峯单弦拉戏”是个中最突出的一位。他能将存储于脑际的社会中各种声浪，借一把单弦模仿，居然毫厘不差。以戏曲说，能学梅雨田的胡琴，能学谭鑫培、刘洪声诸家的唱，附带学各项锣鼓及观众喝彩之声。以市声说，能吆喝估衣，能叫卖西瓜，能传达街道上各种喧嚷声音。熟悉北京情形的顾客，“无不静耳倾听，细心印证”，“但凭五指一挥，而坐客已心领神会，彼此相视而笑”。可谓乎神其技矣。如此等等，天桥人物在张次溪笔下栩栩如生了。

　　至于天桥的杂技艺人，如抖空竹的，耍坛子的，耍飞叉的，耍中幡的，打弹弓的，耍大刀的，翻杠子的，耍千斤担的、单手劈石的，运铁锤的，吝丹套环的，变戏法的，乃至玩蛇的，耍狗熊的，蹬着高跷唱秧歌的，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些仍能在今天的杂技演出中看到，有些就看不到了。

　　第七章记天桥摊贩，有布摊、估衣摊、鞋摊、洋货摊、瓷器摊、旧书摊、古玩摊、相面摊、棋摊等三十二类，平民百姓的日用物品、休闲娱乐几乎一应具备。第八章讲天桥吃食，有烧酒、馄饨、烧饼、麻花，以及牛杂碎、羊肚、杏仁茶、豆腐脑、艾窝窝、豌豆黄等九十几种，也是适应平民百姓生活需要、饮食习惯的常见饮食。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第二章，评述学者、诗人在天桥的行迹，录有黄景仁、张问陶、孙尔准、洪亮吉、邵葆祺、易顺鼎、何鬯威、王述祖等人吟诵天桥的诗词曲。比如黄景仁《元夜独登酒楼醉歌诗》有以下段落：“揽衣掷杖登天桥，酒家一灯红见招。登楼一顾望，莽莽何迢迢，双坛郁郁树如荠，破空三道垂虹腰。长风一卷市声去，更鼓不闻来丽谯。”描写了在天桥酒家饮酒的所见所闻。再如王述祖《天桥景物诗》：“天桥桥畔夕阳微，尽立摊边唱估衣，妮妮人间小儿女，百钱自买青鞋归。”吟诵的是天桥摊贩的买卖情景。可见不少诗词曲是可以用来印证天桥历史和近事的。更需一读的是邵飘萍、林白水与天桥有关的事件。张次溪指出，《京报》社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都是在“天桥二道坛门之间西北隙地”被反动军阀政府枪杀的。邵飘萍由于创办《京报》，发表抨击当局言论，“为时忌”，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二十六日晨四时，“仇家以囚车移振青(按：邵飘萍字振青)天桥，喝之跪，不肯，则群以枪轰击”。林白水则因在所办《公言报》《社会日报》撰社论，代表民意，字挟风霜，“有诋张宗昌、潘复语”，于民国十五年八月六日黎明，被枪杀于天桥。张次溪以钦敬的心情赞叹：“先烈的血，流到了天桥，给天桥添了光荣史迹。”并以邵飘萍小传、林白水小传遗嘱附载书中，用兹纪念。

　　总之，昔日天桥景物，反映了平民百姓的风习与兴趣，饱含着平民百姓的欢乐与忧愁，体现出平民百姓的渴望与需求，是北京下层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张次溪的《天桥丛谈》的确不愧为民俗学的珍籍。尊张次溪先生为戏曲史家、民俗学家，想来不是过誉之词。

2015年12月18日定稿于北京草桥欣园

（原文载于《戏曲艺术》2016年03期，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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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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