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如程砚秋传，为诸传记中文字最多者，亦仅千字左右，而叙事、论艺、品人皆能一一从容完成。全传述罗瘿公与程砚秋之间的情谊，谓瘿公不仅逐日往聆程曲，且聘请王瑶卿为程创制新腔；又为程砚秋编写《梨花记》《红拂传》《鸳鸯塚》诸剧(按：“诸剧”还有《龙马姻缘》《花舫缘》《孔雀屏》《玉镜台》《风流棒》《赚文娟》《玉狮坠》《青霜剑》《金锁记》等剧)；“闲则为讲述古先贤轶事，及立身之法”，并“教以诗、书、画，陶冶其性灵”。终使程砚秋以程派艺术自成一家，翘然立于四大名旦行列。及至瘿公病亡，“治丧诸费，皆禦霜任之”；瘿公妻、子死，“禦霜又为营丧”；且不忘于春秋佳日，往万花山祭扫于瘿公墓前。“于是，海内咸称之为义伶”。程砚秋的艺术经历、做人品格都得到较完备的如实述评。

　　复如王长林传，首先说王长林父辈的情况：“苏州人，先设药肆于阊门，洪扬事起，父携眷北来，避居北京地安门。复设药肆，曰玉鹤堂”。继而谈到王长林的学戏、演剧经历：“性好戏曲，闻人引吭，辄复欣然学步”。遂由内监黄三介绍，“入胜春魁科班”，“初习二花戏，后从王文隆问业”。王文隆是梨园名丑，以“生平拿手佳剧”悉数传授于王长林。出科后入春台班，“渐露头角”。《连环套》《打渔杀家》《问樵》《偷鸡》《五人义》《小放牛》《大名府》等剧，“演来皆有独到处”。老伶工俞润仙“尤重其材”，“数与合演《连环套》，长林饰剧中之朱光祖，丰采奕奕，能传其神”。于是“长林之名，渐播于京、津”。从此，“四方戏园饬使来约”，“大江南北，长林之足迹几遍”。光绪十八年(1892)“应南府之召，为内廷供奉”。自此，“悉心探讨剧艺”，“得以称霸菊部”。最后言及王长林的授剧情况：由于常与谭鑫培“合奏佳剧，故谭之神趣，得之独多”，谭氏逝世后，“长林乃出其学谭心得，设帐授徒。余叔岩、王右宸、小培父子，皆师事之”。王长林“聪明绝顶”，“得名师传授之剧几三百出，皆默印于脑，一字不遗”。“往往四、五人集于一案，长林口为传述，生旦净末之白口、唱词，滔滔而来，记录者虽各录一角之唱词，尚未能及长林口述之速”。“其兴废继绝，不自珍秘，有足多者”。传末确定：王长林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正月二十日，“春秋七十”。篇幅不大，所述却相当丰满。

　　(二)《燕归来簃随笔》，名为“随笔”，实际也有若干重要记录。“随笔”涉及梨园馆、九皇会、小唱、广和楼、余秋室、徐小香、绿儿、戏提调歌、瘿公死事、《鞠部丛谈》、梅家衍庆、梅孟联姻、《缀玉轩话别图》、梅母之殡、赠慧宝诗、惠芳能画、刘喜奎娴词翰、谭伶风义、请禁私寓、古瑁轩、燕子楼歌、米虹月鬻曲、《艳云曲》、伶名小录、唐采芝善琵琶等有关梨园的人、事、物、艺25则，都不是随便写成的。其中“梨园馆”是一篇清末民初北京梨园公会的变迁史，就很重要。“九皇会”谈到北京伶人所崇奉的九皇，以及九皇会期的典祀情况，也堪注意。“戏提调歌”所云“订席要便宜，点戏夸精妙”，“偏索前年旧戏单，烂熟胸中新堂号”等等，使我们了解了这种旧剧场特殊职业人的活动情况。“广和楼”谈到广和楼与晚明查楼的关系，广和楼的被焚与重建，还细致描绘了广和楼的建构：“园门前为木牌坊，悬黑地匾一，曰：广和楼”。“再进，即戏场门矣。门为细砖砌成，上额刻‘广寒声和’四字”，“旁有联曰‘广演文明维新事迹，和庚盛世上古衣冠’”。“戏台两柱联曰‘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重重演出，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悲欢离合，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色质亦甚旧，或为道光间所制”。“听戏人座位，皆是长木凳。木凳两行之中，则置长木桌。楼座以木板间隔之，每间为一厢”。“广和楼后台，则与其他戏园设备相似”。这就留下一个清中叶至民初的北京剧场的典型样式，供后人参考、研究。

　　其他诸则“随笔”所提供的情况，也是不应忽视的。如“瘿公死事”、“《鞠部丛谈》”两则，对罗瘿公生平、志趣、撰著的叙述可补“程砚秋传”的不足。“梅家衍庆”与“梅孟联姻”联读，梅兰芳一生的婚姻状况也就尽在读者胸臆。“请禁私寓”更是对民国初年，田际云请禁私寓一文的实录，不啻为戏曲界的重要案牍。“伶名小录”则把清代京剧演员的名、号、别署逐一检点，对为演员立传是很有助益的。

　　(三)“著者事略”尤应重视。正如张次溪自己所说：“余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历八载之久”，“撰者之姓名、爵里，其有考者，只十四人”，即西湖安乐山樵、华胥大夫、蕊珠旧史、糜月楼主、沅浦癡渔、清凉旧衲、王韬、李慈铭、陈澹然、易顺鼎、罗瘿庵、沈太侔、倦游逸叟、陈彦衡。对这14位撰者“略有足征”，遂“表而出之”，不使“湮没”。比如14人中的西湖安乐山樵，作者指出：“仁和吴长元，字太初，别署西湖安乐山樵”。“客居京师十余载”，撰有“乾隆时所刊《燕兰小谱》一书”。《啸亭杂录》有云，吴长元之友余集作《煙兰小谱》。有学者“以之为据”，遽而肯定《燕兰小谱》为余集所撰，“盖以‘煙兰’即‘燕兰’也”，“殊未免附会耳”。文字不多，吴长元的字、号与著作情况大致已辨识清楚。最近有中山大学副教授陈志勇，在《戏曲艺术》2015年第1期发表《〈燕兰小谱〉作者安乐山樵考》一文，以充足证据否定了余集作《燕兰小谱》说，肯定了《燕兰小谱》的作者确凿无疑是吴长元。并对吴长元的生卒年、字、号、入都前后交往情况做出推考。如依据西塍外史《燕兰小谱》题词、吴长元《平庵悔稿》所载一首七言律诗、鲍延博《花韵轩咏物诗存》所载吴长元的另一首七言律诗，判断吴长元“应生于雍正九年(1731)前，卒于嘉庆十年(1805)后，享年应该在75岁以上”。又如据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指出吴长元字太初，号丽煌、丽璜。最后强调，“《燕兰小谱》的作者吴长元，就是一位醉心搜书、藏书、抄书、读书和刻书的不第文人”。文章证实张次溪所说无误，且对张次溪所作小传予以翔实补充，值得一读。

　　再如14人中的陈彦衡，张次溪有以下简述：“陈彦衡，蜀人，游燕京久，性嗜戏曲，尤喜研音乐，与伶工谭鑫培交甚笃。谭所演剧，多陈所纠正。复将谭戏之神理著成《说谭》一书。此外又编刊《戏选》《燕台菊萃》二书，均已刊行。《旧剧丛谭》乃其绝笔也。”吴同宾、周亚勋主编的《京剧知识词典》，对陈彦衡有详细介绍。其一，核定陈氏生卒年为“1868-1933”(按：有生卒年为1864-1934的核定，颇见差距，待进一步研究)。其二，概括陈彦衡的生平为：“京剧音乐家、研究家。字新铨，又名陈鉴，排行十二，人称陈十二。四川宜宾人。他酷爱京剧，精通音律，擅长演奏京剧胡琴；对生、旦的唱腔、发音、用气等深有研究；与谭鑫培、梅雨田等是密友，经常共同琢磨，提高伴奏技艺。”其三，关于陈彦衡与谭鑫培的艺术交往，既说陈彦衡为谭鑫培伴奏，“得心应手，丝丝入扣”；又说“谭鑫培设计新腔，常常吸取陈彦衡的意见”；还强调陈彦衡“对谭鑫培的表演艺术理解得十分透彻”，认为“谭的表演诀窍在于‘神情不离乎身段，唱白尤赖乎神情，四者相辅而行，不能偏废’”。其四，述及陈彦衡的著作，指出有1917年出版的《戏选》，“是由他首创的第一本有公尺谱的京剧唱腔集”，有1921年出版的《说谭》，对“谭派的表演、唱法、运气、用腔”“做了详细分析”；有1931年出版的《燕台菊萃》第一辑《探母回令》，是一本“记录了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合作演出的唱腔曲谱”；另有收入1934年出版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旧剧丛谈》一卷。这就为读者提供了有关陈彦衡的较全面情况，也证实张次溪的简述是实事求是的。

　　还可以读一读蕊珠旧史的小传：“梅县杨懋建，字掌生，号尔园，别署蕊珠旧史。道光辛卯恩科举人，官国子监学正，著有《留香小阁诗词钞》。掌生聪明绝世，年十七受知阮文达，肄业学海堂，自天学、地学、图书、掌故、中戏算法、历代音乐，皆精工焉。癸巳春闱已中会魁。总裁文达以其卷字多写说文违例，填榜时撤去其名，遂放荡不羁，竟以科场事遣戍。晚归粤东，方与梦园方伯子箴善，延主阳山讲席，以此终老。《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丁年玉笋志》《梦华琐簿》四种，盖其旅燕时作也；生前曾刊《帝京花样》，即摘自此中云。”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有关杨懋建生平的较完备资料。从中可知杨懋建的籍贯、仕途、晚景、著作等情况。其中，“恩科”指因皇室隆重庆典而特别开设的科举考试。又杨懋建在国子监所任学正，清代有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四堂学正，各由汉人一人充任，为最低级别的正八品官员。

　　细读四部著作的序言和本文，则可辨明杨懋建入狱、遣戍的经过，以及四部著作撰写、刊刻的时间。分别陈述如下：

　　其一，关于入狱、遣戍。杨懋建是道光十二年(1832)初，从家乡来到京师的。《辛壬癸甲录·序》就说得很清楚：“仆以辛卯(按：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离家园”，“壬辰(按：道光十二年，1832)入都时，有‘辛卯癸甲’之语，……”杨懋建在京7年，于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八日，因“顺天科场事”被捕入狱。此事，《丁年玉笋志·序》有以下表述：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重九前一日，余就逮”。同书，“秀芸”条补述：“是时余以顺天科场事被逮”。又道光十八年(1838)二月二十二日，系杨懋建遣戍之始。这在《梦华琐簿》中有明确表达：“戊戌(按：道光十八年，1838)，余论戍湖南。百花生日(按：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荷戈就道”。关于遣戍途中情况，《梦华琐簿》也有如下交待：“戊戌夏，余到岳阳，小住八十日”；“秋九月朔，余过长沙”；“比月半，泊常德”。由此可知，道光十八年遣戍途中，杨懋建曾在湖南的岳阳、长沙、常德等地端在停留。又《长安看花记》“秀兰”条记载：戊戌，“年来在五溪(按：指辰溪及其周边以溪命名的四地)戌所，殊有江州黄芦苦竹之感”。《丁年玉笋志·序》末尾署名：“道光二十有二年，太岁壬寅，春三月三日，辰溪戍卒”。从而可知，杨懋建是在道光十八年九月下旬抵达湘西的辰溪戍所，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仍在辰溪戍所，已四年有余。至于杨懋建何时结束遣戍，就有待进一步考证了。

　　其二，关于四部著述的撰写、刊刻，情况大致如下：

　　(一)《辛壬癸甲录·序》有云：“丁酉入春以来”，“剪灯命酒，坐忆故人。各为撰小传，名之曰《辛壬癸甲录》”，“是为《长安看花记》之前集”。据此可以确定，《辛壬癸甲录》撰写于道光十七年(1837)春。同年，杨懋建写成《辛壬癸甲录·序》，推断此书刊刻当在该年。

　　(二)《长安看花记·序》述说：“丙申(按：道光十六年，1836)夏五(按：五通午)，适遇韵琴新来保定”，“仆旬日后将仍入春明门(按：指京师)，辄篝灯记此，以授韵琴”。这表示《长安看花记》撰写于道光十六年(1836)夏，是在保定完成的。又《丁年玉笋志·序》说：“丁酉首夏”，“传写《看花记》者，几有洛阳纸贵之叹”。“一时诸郎咸愿得厕名《看花记》中”。从而可知，道光十七年(1837)夏初，杨懋建在京城看到伶界传抄《长安看花记》的情景，并被伶人要求入传。《长安看花记》的序言作于“丁酉中秋”，此书的刊刻或在道光十七年秋、冬。

　　(三)《丁年玉笋志·序》指出：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八日，杨懋建被捕入狱，“既下吏(按：指获罪官员被送交司法部门审问、定罪)，从昭狱(按：奉皇帝命令拘禁犯人的监狱)中谒椒山先生祠。寒冬短晷，拥炉谋醉，醉则歌呜呜。乃命笔为《看花后记》(按：指《丁年玉笋志》)”。“百花生日(按：农历二月二十二日)，荷戈就道。道中无事，篝灯对酒，复取草稿增删移改，命之曰：《丁年玉笋志》。凡得传十二篇”。那么，《丁年玉笋志》应撰写于道光十七年(1837)冬，改定于道光十八年(1838)二月到九月之间。《丁年玉笋志·序》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或者就是《丁年玉笋志》刊刻的年代了。

　　(四)《梦华琐簿》云：“卢龙尉陈五湘舟，与予过从既习，每于午窗茶话，各举歌楼杂事，藉资谈柄。湘舟长予十余岁，居京师三十余年，所述多嘉庆年事。余所不见也”。“成都安十二次香，其人风流倜傥，又多才艺。诸伶执贽学书画者盈其门。余从永平入都，仿次香孔雀斜街四川会馆。日夕谈春明门内故事”。“次香见闻尤广，且多身亲得其实。鄙姓健忘，辄随事命笔录之。积日既入，褒然盈册”。“宋人有《东京梦华录》”，“国朝孙北海少宰亦有《春明梦余录》。余思淑诸人，愿窃比焉，因命之曰《梦华琐簿》。簿中以陈、安二君所述为主，而宾筵客坐，发难解嘲，故纸丛残，委巷琐屑，凡有关梨园掌故者，刍尧葑菲，杂沓采入”。“荷戈南来，行道逶迟，复多笔削“。所说明，《梦华琐簿》撰写于道光十七年(1837)杨懋建被捕入狱以前；道光十八年(1838)，在遣戍途中修改、定稿。

　　此外，傅谨主编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专书(上)，收有光绪丙戌(十二年，1886)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京尘杂录》一部。该书是上海同文书局收录杨懋建的《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丁年玉笋志》《梦华琐簿》四种的合集，并经专人校订，是可以同《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收杨懋建四种著作相互参证的文献，而且对杨懋建著作的出版情况作了重要补充。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