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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家并一家”这一婚姻形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传宗接代的需要。通过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视角可以发现，对浙江省德清县G村的村民来说，他们对“两家并一家”的坚持，源于其生活中与祖先的往来以及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阴间世界的想象。“两家并一家”使“摆人家”成为可能，而“人家”又支撑起阴间与阳间的连结，继而给村民们面对无常的生的信心和向死而生的勇气。但随着村落的城镇化与现代化，“两家并一家”带来的矛盾也开始在一个个家庭中爆发。
关键词：两家并一家；传宗接代；祖先；日常生活
一、民俗学视角下的“自省”
每每寒暑假回到家乡，作为一个大龄女青年，在与亲朋好友的闲谈中，有关婚姻问题的探讨总是无法避免。在我刚回家不久，就得知一位发小与其男友分手了。问及原因，她说道，“这男的没有担当，小孩的问题，连跟家人提的勇气都没有。”而一次去舅舅家串门，舅舅提及大女儿不久前的一段恋情，因男方家强调若是生二胎，男孩定要归他们家，最终在舅舅的劝说下，他女儿与其男友分手。而我作为家里的长女，也已不知被多少人打过预防针，要我一定不能嫁出去，为我们家续下香火。
以上三个案例有两个共同点。首先，这三户人家都育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于是大女儿就肩负起传宗接代的任务。第二，三户人家的家长都在入赘婚几乎无望的情况下将“两家并一家”这种婚姻形式当成了底线。在这种婚姻形式下，女儿并非出嫁，男方也并非入赘，即方言所谓的“不进不出”。结婚后，双方对自己的父母仍有赡养义务，而且他们要生两个小孩，一个跟女方姓，一个跟男方姓，为双方家族续下香火。
家长们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出乎我意料。我的家乡G村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境内，地处杭嘉湖平原，是一个正在急剧工业化的小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小村的迅速城市化，外来务工人员的急剧增加，还有伴随而来的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一切都预示着这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小村。我之前在家乡调查时，也曾就家谱、宗族一事进行过访谈，然而很多老人都跟我说我们这儿没有家谱、祠堂一类的东西，即便文革前同姓家族供奉“家堂”，堂内也不会供奉祖先，可见人们似乎对家族或宗族并不重视。于是每当面对家长们在长女婚姻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时，我总忍不住想，为什么在一个看似如此现代化的小村，家长们传宗接代这样的观念始终未变，甚至有那么点不惜牺牲女儿幸福的感觉。那么，这里的传宗接代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这是于谁而言的传宗接代？而面对家中出现家长与子女间的矛盾，有何解决办法？此时的我，已然成了柳田国男笔下的带有自省意识的乡土人，我“对现代的社会抱有疑问，进而寻求解决之道”。本文即以此为契机，尝试对“两家并一家”这一婚姻观念进行探究。
二、传宗接代、婚姻与祖先
有关“两家并一家”这种婚姻形式，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都有过相关研究。就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这些论文大多集中于这种婚姻形式的原因探析、婚后家庭关系研究，前者比如经济发展、人口政策、传宗接代等因素，后者比如如何处理孩子归属问题、婚后居住模式等，然而这些论文都没能对传宗接代本身做出更多解释，大多是一笔带过，转而将传宗接代归结在经济、养老等问题上。在一篇硕士论文中，一位访谈人有过这样的言论，“‘两头做人家’就是为了一个姓氏，其他又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姓氏么，这个家就关门了呀”。这样的说法，与我身边的长辈们如出一辙。然而究竟为何这个“家”如此重要，文中并未直接给出解释，反而开始说明这种婚姻形式对实现两家亲属传递的重大意义。传宗接代，似乎成了一个拿来皆可用之的常识性概念。
传宗接代与宗族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天然的联系遮蔽了对传宗接代一词的探究。自弗里德曼开启宗族研究范式之后，宗族就成了很多学者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线索。而费孝通也曾提出用“小家族”的概念来指称中国乡土社会中单系传承与父系继嗣的基础社群。在这类相关研究的推动下，父系单系传承成了不言而喻的事实及关注点。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刁统菊在华北地区姻亲关系的研究中，尝试摆脱仅关注于单系传承这一制度的研究范式，转而从亲属交往层次及日常生活实践层面来呈现该地区的乡土社会结构。从民众的生活层面出发，所谓的“父系社会”实则是“双系并重”的。民俗学的视角，往往可以从民众的逻辑中发现以往研究范式中不曾关注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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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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