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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岫岩满族故事家佟凤乙的分析
民间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与受众是相互转换的，故事的接受者，也可以转变为故事的传播者，当然只有那些记忆力超群，文化感悟力较强，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民间故事，传播中的积极传承主体，民间故事传播中的积极传承人（或者故事家）的心理特征反映了民间故事传播中的一些主体和受众的共性心理特征。
岫岩满族民间故事传播的主体，即讲述者，也有一些相似的规律。那些热爱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中往往充满了苦难和挫折。他们或者生活贫困，或者有着难以言说的凄苦遭遇在人生路途上一次又一次碰壁。与现实生活的凄苦相比，民间故事所展示的是一个多彩的世界，他们在这里获得了巨大的心理满足和情感补偿。作为民间故事的传承人，他们的生活际遇大多不是很好，生活中有着超乎常人的坎坷，但是性格淳朴善良的他们一般安分守己，缺乏与不幸奋争的勇气，民间故事成为他们苦难人生的避难所。
满族故事家佟凤乙就是这样一个久经生活磨砺的老人。在《满族三老人故事集》附录中，对佟凤乙的凄苦身世进行了介绍：“佟凤乙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因家穷，未读过书。他七岁至十三岁放猪，十六岁放牛，二十一岁种地，二十五岁迁居至岫岩城南五里地的满洲正兰旗唐氏族居地蓝旗堡子。此时已实现农业合作化，他曾两次任生产队长。佟凤乙的婚姻是很不顺利的。二十四、五岁时，与一王姓的汉族姑娘相恋爱，因其父亲遵循佟氏祖先满汉不通婚的训诫，硬是拆散了他们的婚姻。为此，到他三十七岁时，才与岫岩苏家堡子的张世兰结婚。”
佟凤乙过世已经十几年了，为了寻访他的故事足迹，在满族民间故事的流行地域——岫岩满族自治县蓝旗堡镇五间房，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破旧的农家小院里，笔者与满族故事家佟凤乙的老伴张世兰及他的子女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访谈。
张世兰和二儿子一起生活，住在三间瓦房的东屋，在张世兰的屋子里，笔者注意她的屋子的墙壁还是旧报纸糊的，这种纸糊的墙在日益富裕起来的东北农村已经很少见了，屋子里除了一个老式的大柜之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看得出，张世兰一家生活并不富裕。
张世兰向我们介绍了和佟凤乙结婚时的情形，那时佟家家徒四壁。张世兰回忆说：“我嫁给他爸的时候，就爷俩过日子，老太太（指佟凤乙母亲）早就走了，老头（佟凤乙父亲），给人盘炕，砌个锅台、砌个烟囱什么的，干这种活挣点钱，一年不怎么在家。五个姑娘两个小子，那些个都结婚了，各过各的，没有人管他（指佟凤乙），家里什么都没有，铺的褥子就剩四大框了，我傻啊，傻在哪啊，他穿的衣服是街上卖菜的救生巾（音，可能是旧围裙），没啥正经衣服穿，太可怜了，我就想，我不可怜他谁可怜他。”
提起婚后的艰难生活张世兰记忆犹新。“那一段最愁，82年涨大水，一场大水，房子就像凉亭似的，房子塌了，被子都冲跑了。他在街（gai）里生产队卖菜，我带孩子在家带4个孩子上大棚去，小崽儿六七岁，大的十七岁。那水从东一哄哄往下跑。共产党救济我一千零十元，全县给的最多的，民政局给批点木料，有票拿着票去买，家里就剩几个碗筷，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那时生产队刚解体。（盖了房子）到这来什么都没干呢，这屋炕还没打呢。8月23上梁，9月24就搬进来了。”
张世兰的女儿在旁提到了83年县文化馆来录故事的一段轶事。“当时录故事，还来了录像的，在电视上播出过，当时还嫌我家房子太破，不好看，屋里啥都没有，还在别人家借了屋子，就是生产队长家，看着好看点。我家那时是困难户。”
佟凤乙一生勤劳养家，还是难以摆脱贫穷的困境。张世兰带着惋惜和无奈说：“他的过世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太困难了，一天院没住，在家打点针，吃点药，二孩子那时二十五了还没成家呢，大儿子刚成家，孩子娶媳妇的钱都是借的。”
张世兰和儿女的回忆再现了佟凤乙一家困苦的生活。虽然贫穷，但是佟凤乙却是一个正直无私、坦坦荡荡的人。佟凤乙的女儿说：“我爸一辈子为公尽力，公家的东西一丝一点都不拿。他是保管员，一针一线没有拿过别人东西。人家看我们家有点太困难，给送半桶油，他又给送回去了。”
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庄稼人，在生活中却性格开朗，爱乐和，也常给别人带去欢乐。张世兰说：“他就爱乐和，爱讲故事，爱娱乐。”
佟长生（佟凤乙二儿子）说：“我爸那时铲地干活，都得讲一段。说大伙干活干得好就给讲一段，我爸领的五组干活最好，都愿意到这组来。”
贫穷一直伴随着佟凤乙一家，这个老实本分的家庭至今基本上全家还在务农只有二儿媳在外面打工。但是在和他们家人的接触中，他们的朴实、善良和真诚令我深深感动，也让我感受到了老故事家佟凤乙传承下来的家风。物质条件的匮乏和精神世界的富足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或许正是在精彩的故事的世界中，佟凤乙发现了新的天地，发现了与贫苦生活截然不同的超然世界，因此，他获得了无限的快乐和解脱。一个一生痴迷于故事的老人，留给我们的是蕴藏丰富的文化瑰宝，当然也有深深的感慨与叹息。
岫岩的四位故事家中，佟凤乙的身世相对来说比较具有代表性。李马氏、李成明、张文英虽然在人生遭际上没有佟凤乙那样磨难重重。但是作为底层的农民，都有着一样的生活艰辛与困苦。
民间故事的心理补偿功能是民间故事得以传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种心理补偿功能与现实环境往往形成反比例，与民间故事的繁荣形成正比例。现实环境越差，民众的心理补偿需求越强烈；民众的心理补偿需求强烈，民间故事的传播越活跃。古往今来，在民间故事一代又一代传承过程中，我们发现越是在落后、封闭的区域越有民间故事生存和活跃的土壤，相反在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开放，与外界交流频繁的地域，民间故事流传的活跃性相对差一些。同样，在原本民间故事土层丰厚的岫岩满族自治县，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新的传媒兴起，传统民间故事也在面临着衰微甚至断裂。
四、变迁：民间故事功能与传承空间的改变
故事的传播不仅受到来自传承者和民众的社会心理需求，在故事的传播过程中，外界的客观因素也是传播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环节。在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模式中即考虑到了社会的制约作用。同样在民间故事传播中，作为外部的客观条件也会对传受双方以及传播的内容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甚至造成民间故事功能的改变。这种外部的制约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民间文化的传承空间。
民间文化的传承空间，有学者也称之为民间文化的传承场，是民间文化传承的中介实体，是民间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空间、平台和通道，是自然场、社会场和思维场整合的结果。民间故事传承场既包括自然传承场，也包括社会传承场和思维传承场，是这三种传承场共同作用和整合的产物三种传承场也是相互作用的。自然传承场是指开放地带或者人群聚集的节日广场，社会传承场指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思维传承场是人类思维和观念的空间。民间故事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它的传承场可以具体为自然传承场，如家庭、生产队的场院、劳动的田间地头，民间故事的自然传承场具有较强的灵活性，随处都可以成为故事讲述的自然空间。社会传承场在民间故事传播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外部体系，它是整个社会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空间。而思维传承场是在社会传承场基础上产生的人的思维和观念的空间。
民间故事作为农业文化的民间文化形态，在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传承空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岫岩满族民间故事传播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民间故事的传承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也成为岫岩民间故事衰落的因素之一。
首先，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集体劳作方式淡出乡村，以往的民间故事讲述的场所失去了功能。如田间地头、生产队的场院等，不再是村民们经常性集会的场所，对于土地的依赖性减弱，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农村的“自然传承场”成为空置的空间。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无论是战争笼罩下的黑土地，还是新政权建立初的新农村，作为一个闭塞的山村，守土重迁的农耕生活形式和特殊的自然生境特征使人们有太多的闲暇时间需要打发，漫长的冬天，闲暇的酷暑，忙完了农活的村民们，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神侃一通，再把那鬼怪精灵传说眉飞色舞地聊上一阵，在嬉笑之中，在对故事的神往之中，贫穷和劳累一扫而光，讲故事在那样一个闭塞的文化和传播环境中，成了一项重要的休闲方式。
张文英最初接触民间故事的时期恰恰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左右，也就是他7岁左右，主要的故事传承人有他的表哥董鸿翔、父亲张学文，母亲、以及父亲的干爹吕爷爷。从他的口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讲故事一方面是娱乐，一方面也是长辈向儿童传授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进行道德教育的一种途径，通过讲述故事，一方面丰富了生活，一方面又可以增长见识，还可以在获得道德和价值观的引导，因此故事的传承空间以家庭和集体劳动的场所为主。
张文英老人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个广受欢迎的故事大王，他回忆说：“特别是早（从前）在生产队当队长、当组长时，学生一放农忙假，我就领着学生干活，学生最愿意叫我领着干活，我给他们讲故事。我在地里铲地，边铲地边讲故事，大伙为了听故事唏哩哗啦撵着铲，落远了就听不着了。”
当年的生产队场院、劳动中的田野、庄稼院都成为故事传承的场所。如今，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和农村中大量劳动力外流，使民间故事的传播失去了受众基础。在岫岩西道村，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打工去了，家中只剩下老人、儿童和妇女。
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作为一种娱乐休闲方式，受到了来自大众文化的猛烈冲击，在大众文化的包围之下，民间故事的社会传承场和思维传承场也发生了改变。这是造成故事传播出现中断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单调的娱乐生活凸显了民间故事的传播功能，民间故事作为农村中传播知识、传承习俗、道德教化和娱乐方式的文化形式备受喜爱和依赖。
在走访岫岩满族故事家李马氏的二儿媳时，她回忆起婆婆在世时农村的娱乐生活的单调情形：“俺家老太太年轻时有唱影的，大鼓书的，她在早好这些玩意。她听人家讲古，从头到尾的听，她都能记下来。那时候她就讲起来了，不管听书还是唱影，她都能记下来。有那样上班的，下班了就说，大娘，俺们休息，给俺们讲个故事，就给讲。……她铲地时，种地时，姑娘媳妇都来听故事，炕上也坐，地上也坐，赶着叼着烟袋，赶着给讲，老太太说：‘好，给你们讲。’……那时怎么能不听故事呢？那时生产队家家电视也少，没有什么活动，就能坐下来听讲故事了。那时大概是七几年的事，八几年时小队上电视开始有了，那时老太太就不太讲了。那时闲着没事，就上别人家看电视。”
大众传媒的兴起，带来了视觉、听觉的全新体验，满族民众的娱乐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古老的民间故事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广大受众。久而久之，听故事的人少了，讲故事的人也少了，其他的娱乐方式慢慢代替了故事，比如电视、麻将、小牌、甚至卡拉OK……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元。
故事讲述的空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已经占据了民间故事讲述的文化空间，作为娱乐性的心理补偿和调节功能受到冲击，满族民间故事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调查组在西道村调查村民休闲活动时，了解到看电视成为村民们最重要的一种休闲方式，其次是打牌。有些人在农闲时喜欢到小卖店进行赌博。
民众对满族民间故事的兴趣大大下降。电视等传媒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视听冲击更为强烈的故事形态，因此，相比较之下，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在表现力上相形见绌。一些人表示电视更能吸引他们。但是也有很多人对民间故事仍然有兴趣。在岫岩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民间故事尽管逐渐走向没落，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潜在受众群体，在现代大众传媒的冲击之下，民间故事依然还在部分群体中唤起一种久远的温暖的文化记忆。在受访的年轻人中，也有半数以上表示，喜欢听故事，只是讲的人少了，没有机会听。
但是，毫无疑问，随着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兴起，民间故事以及满族民间故事的文化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故事传承的心理补偿功能被弱化，满族民间故事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
正如李马氏大女儿所说的那样：“现在愿意看电视，玩麻将，农村现在可素淡了，没什么好玩的，大家都出去打工了，一般都出去了，年轻人都在外面，晚上回来，在县里干活。”
张文英现在也不讲故事了，他说，没有人听，自己也不愿意讲了。“现在故事，人们都看电视，去玩，根本就扔掉了。”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现代传媒空间的形成，大众传媒代替了民间故事原有的诸多功能，民众，对民间故事的心理需求发生了改变，这是造成传统民间故事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现代传媒的文化空间中，传统民间故事的心理补偿功能虽然弱化了，但是民众的基本的心理需求不会改变，它必然伴随现代传媒的发展，衍生出新的依托于现代传媒的文化形态甚至新的民间文学样式，这也将是民间文学研究者需要关注的新课题。
（文章原载于《满族研究》2011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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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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