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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疼痛；如果文化疼痛了你还不痛，那就坏了。我们太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连文化人都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还老说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呢？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里面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先觉。
纵横：冯先生，您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小说《神鞭》《三寸金莲》影响极大，其主旨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而您从90年代开始从事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却强调传统文化的保守和传承，从表面上看这种态度是矛盾的，逻辑上并不自洽，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
冯骥才：问得非常好。我写《神鞭》《三寸金莲》，实际上是反省我们文化负面的东西、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鲁迅先生早就做过很深刻的反省，对传统文化中负面的内容展开过批判。我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传统文化。前者是批判，后者是保护，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冲突呢？我也想过，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它既有优根，也有劣根。鲁迅先生当时提出国民性问题，是想催动国人的自省。鲁迅先生对国人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要让国民有一种清醒的自我反省，这也是要唤起一种文化自觉。他从文化的负面入手，指出我们身上有垢病，这个病是封建性的东西。
我80年代对传统文化劣根的批判和90年代对传统文化优根的保护，实际上是一体的，是一体两面。80年代要进步，需要从国民性的角度来进行自我批评，求得自身的解放与健康的进取；90年代做的事是保护文化遗产，是在开放中怎么保持自己身上优秀的东西，不丢掉自己伟大的传统与本色，这两个是一码事。80年代强调国民应该自省，要看到我们身上的问题，因为这些不好的东西会妨碍我们开放与进步，就像鲁迅写的阿Q身上那类东西，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自省与自觉；到了90年代，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保持一种自觉。这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我很容易就转过来了。
纵横：从五四时期到现在，思想界对传统文化抱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或者全盘否定，或者全盘接受，您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将对立的二者统一于一体，这是一种思想贡献。那么在实际过程中，您从内心深处是怎样从文化批判转向文化保护的？
冯骥才：90年代的文化保护基于一个时代大环境，就是我们把自己文化中好的东西忘掉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文化好在哪儿。鲁迅那个时代是不知道我们民族的问题在哪儿，我们的负面在哪儿；现在是不知道我们民族好的东西在哪儿。为了急速地摆脱贫困，得到物质的丰富，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忽视了精神性的东西，把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像泼水一样，连同孩子一块儿泼出去了。“文革”期间，我们是恶狠狠地毁掉了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改革开放期间，我们是乐呵呵地扔掉了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
而且，这个时期我们对外开放，国门大开，外来的东西纷纷涌入，文化也跟着一块进来了。这个文化主要不是西方精英的经典文化，大部分是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比如各式各样的时尚品牌、NBA、超市、迪士尼、好莱坞、汉堡包、动漫等。我们来不及对这些外来文化进行挑选，整个一套东西就一股脑儿地进来了，弥漫了我们国民的精神。我们的年轻孩子，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
体现在城市建筑上，就是不分好坏，不分有没有价值，认为只要是旧的都不好，全要盖新的，全要玻璃幕墙。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城市的再造》，因为在90年代很短的时间内，我们600多个城市以很快的速度基本变得一模一样。把自己原来的城市从地球上抹去，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城市，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没有。世界上除非遇到特大的地震或者是战争（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像华沙、杜塞尔多夫这些城市再造），很少听说把一个城市乐呵呵地拆除重造，好像这个城市没有发生过历史一样。
纵横：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先生说过，北京城城墙的拆掉，不是北京被毁得最厉害的，城墙拆了北京城还在，毁得最厉害的是90年代。
冯骥才：对，真正代表北京的并不是北京的几个符号，不是天坛、故宫、颐和园，而是那些四合院、胡同，以及四合院和胡同里的文化。但我们一下子就把它们全拆了，城市伤筋动骨地改变了，历史中断了，魂儿散了，表面看也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这时我们才发现，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找不着凭借了，城市的文脉断了。不仅北京，各地全是如此。几千年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创造和积淀的深厚和各具特色的文化，被轻易地抛弃了，都被当做过时的、无用的东西抛掉了。我们干了多蠢的事，多没有文化的事！
一个多月前我到白洋淀去了一趟，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白洋淀之忧》。白洋淀原来的房子非常有特点，都是平顶子，粮食等东西都在房顶上晒，房顶周围一圈女儿墙；房子与房子很近，邻居间串门的时候从我家迈一步就可以到你家。白洋淀涨水时，一楼容易进水，人们就搬到房顶上去。这两年白洋淀为了搞旅游，把原来的房子全拆了，全盖成了徽派建筑，而且每个村庄外边居然垒了一个花园式的墙、苏州园林式的墙，粉墙灰瓦，中间做成各式花窗，菱形的、圆形的、扇形的，完全是江南特色。还有一个村子，请来美院建筑学院的一位博士设计，这位博士曾经在日本学建筑，喜欢日式建筑，所以就盖了一片日式房子。白洋淀是抗日根据地，是雁翎队出没的地方，这么干是不是太荒唐？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文化还在遭受破坏！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背后精神的忽视、对精神价值的忽视，一切都服从于市场的需求，好像我们的文化只有能够卖钱，才是有用的。今天仍然是这样。在中央文史馆成立6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在人民大会堂跟温总理当面说，我们600多个城市没有了；从2000年到2010年，我们一共消失了90万个村落。原来是360万个村落，到2010年只剩270万个，可怕的是，到底消失了哪些村落我们并不知道。我对温总理说：“汶川地震的时候，大禹的故乡淹没在堰塞湖底，您不是很着急吗？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在我们还来不及对村落的历史逐一问一问的时候，这些村落已经没有了。”应该承认，我们沉甸甸的历史已经变得“稀薄”了；我们中华民族非常雄厚的、灿烂的、密集的文化，正在被快速地稀释，但是没有多少人为她着急。我们不是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吗，为什么没多少人为文化的命运着急？
纵横：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开始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第一次保护行动是在哪一年？
冯骥才：90年代初我画了一批画，我在这些画里放进了自己一些新的想法，我很想给人们看看，就到六个城市巡回展览。在上海展览的时候，《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几个记者朋友对我说，冯骥才，领你去看一个地方，特别好玩。我问哪里，他们说周庄，刚过完900岁的生日。我问还有什么，他们说还有个沈万三的故居。我小时候就看过沈万三的连环画，很有兴趣，就一块儿去了。
到这个村庄一看，900岁生日过完，已经恢复平静。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老村庄。因为是冬天去的，地上湿漉漉的，苔藓还有点绿，房顶和桥栏上都有苔藓。那天下着雾，站在桥上，可以听到空中有鸟飞过，桥底下有船划过的声音。我在那儿站着，就跟梦一样。这时我看见远处一座小小的房子，在河边，很美。当地人跟我讲，这是柳亚子的“迷楼”。柳亚子当年跟沈钧儒搞南社，常在这里聚会，交换进步思想。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女儿，在这儿开了一个茶楼。
他们说，你很幸运，这个房子你要不看的话，很快就要拆了。我问为什么要拆掉呢？他们说现在周庄人都把自己在当地的老房子卖了，卖了以后把木料拆下来，在镇外找一块便宜的地盖新房，人们都这么干。这个迷楼店主也想把房子卖掉。我问卖多少钱？他们说不贵，也就几万块钱。我当时一听就有点着急。这是很自然的，在没有经过什么思考的情况下，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我跟朋友说，这个房子我买了吧，我的画正在上海美术馆展览，有人要买画，我说我不卖画，但为了这个迷楼，我愿意卖一幅画。一幅画可以卖几万吧，卖了之后我把钱给你们，你们把这房子买下来，作为《文汇报》接待客人的地方。回到上海，我就把一幅画——《太白诗意》卖给了一个台湾人，卖了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是几万块钱。
钱给房主以后，他说卖低了，得卖15万。我说好，我再卖画。但是还不行，卖主又要30万了。当时30万可是非常高的价钱了，90年代初房价这么高是很离谱的。这一来我就跟他较上劲了。后来当地的负责人跟我讲，冯先生你放心吧，这个人不会卖这个房子，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房子有价值。就这样，迷楼给留下来了。去年我这儿的一个摄影师还去迷楼给我拍了几张照片。
这是我的第一次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尽管我还没有付钱，但是开始做了这么一件事，这是1991年12月份的事。
纵横：保护周庄的迷楼是个很美的故事，听说您紧接着又卖画给应昌期先生，修缮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
冯骥才：1992年3月，我回老家宁波办画展。展览期间，当地政府说，冯先生，在月湖边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是贺秘监祠，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政府想把它改造好以后交给文联。如果你整个修缮了，这房子就给你。修缮费用大概需要20万块钱。
当时如果没有那20万块钱，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到那儿一看，觉得非常好，很有味道。房子后边临着湖水，有一个小院子，格局很好，典型的徽派建筑，就是马头墙的这种。我说这样吧，我正好在办展览，就把我展览中6尺对开的大画拿出五幅卖了，4万一幅，卖了以后钱给宁波文联。他们说行。没过两三天，台湾著名企业家、应氏围棋计点制创始人应昌期来了。他一看，特别喜欢一幅《老夫老妻》的画。这是我的一个典型题材。“文革”期间，我的生活很难，我跟爱人一起住着一个很破的房子。有一天我画了一幅画，一片风雪飘飘的树林，一棵大树里边藏着一对小鸟，我说咱俩就像风雪里边的两只小鸟。1976年地震，我们家房子塌了，那幅画还挂在墙上，我就把它摘下来了，这幅画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对应先生说，那我给您重画一幅吧。画完以后拿给他看，应先生说，这就是我跟我妻子的一辈子，我们经历过很多艰难，特别有感触，我要了。当时他掏了10万块钱。很快这几幅画就卖完了，筹到20万块钱，把贺知章的祠堂修缮好了，交给了宁波文联。现在我每次回到宁波，必到这儿去一趟。
这都是我文化遗产抢救的前因。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卖画。
纵横：这两件事情干得漂亮，可以说是源自一个作家和画家的内心情感而触发的本能的行动。90年代中期，天津进行“旧城改造”，您又挺身而出，留下一个老城博物馆。听说还“冒犯”了李瑞环主席？
冯骥才：1994年，天津报纸忽然发了一条新闻，说是天津城区要进行旧城改造。天津有600年的历史。1404年明成祖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之后，天津建的城。它的文物非常密集，非常多。虽然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八国联军把它炸得面目全非，但是一些好的东西还在。
当时老城里的人民生活条件很差。这城五六百年没有人修，一代代人住在那儿，房子都是砖木结构，很容易烂，很容易坏。政府要改造，我觉得是出于好意。但是这城里边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
有一次开政协会议，我跟李瑞环主席说，有一个不好的词，叫“旧城改造”。如果说“老城改造”，我们起码还知道这老城里还有好的东西，但“旧城改造”呢，首先想到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东西而言的，例如知识分子改造、劳动改造等。如果说“老城修缮”就好得多。李瑞环说，“旧城改造”这词是我发明的。当时那可是大会，四百多人啊。我跟李瑞环说：“冒犯了，主席。”李瑞环就笑了，说：“你这话是对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觉悟，我们想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你们现在这个观点是对的。”瑞环的气度我是真心佩服的，他是我的老市长，跟我们文化界的感情很好。后来我在天津做了很多事情，他都是支持我的。他甚至跟天津市长说，你们要听听冯骥才的意见。
这个老城当时承包给了一个香港商人做改造，他预备把这个城铲平，改造成“龙城”。我就跟市里边提意见，可是市里边接受不了，说已经定了，没有办法。我当时在天津文联当主席，我就跟摄影家协会主席说：“咱们组织一个纯民间活动，请摄影家采风，我掏钱。”钱从哪里来呢？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卖字卖画，这是从周庄和宁波留下的“老法子”。但是当时很惨，房管局、城建局、规划局的那些领导都要画，而且都要三张，本人一张，秘书一张，司机一张。这些人我全得给，因为我需要他们支持我。做什么事呢？一方面，尽量保住一些重要的历史建筑，一方面就是把整个老城考察一遍，记录下来，别最后把它铲平了后人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们把整个天津老城里里外外考察了一番。那时候我就是整天画画、写字，所有的活动经费全由我个人掏钱。对天津老城的考察前后历时两年多，1996年年初结束的。
在老城开拆之前，我找到天津市副市长王德惠，我说老城马上就要拆了，您能不能留一栋房子建一个老城博物馆？他问博物馆怎么运行，我说由南开区政府负责，我已经找他们谈过。他问博物馆的东西从哪儿来，我说搞一个捐赠，我来号召老百姓捐东西。凡是属于老城记忆、老城标记、老城特征的，都可以，家具、生活物品、照片、资料、书信文献都可以往里捐。只要老百姓捐，谁捐了谁都会惦记这里，他的感情跟老城就不会分开。他说你这个主意挺好，我支持你。那时候老城已开始动迁和搬家，我就在老城里买了一批东西，有砖雕、牌匾、家具。我还在博物馆房子前边开了一个会，会上我讲了为什么要建一座老城博物馆，然后我第一个把东西捐出来。在短短几个月内，博物馆就收了几千件老百姓捐的东西，老城博物馆就建起来了。现在这座博物馆还在老城保护下来的十字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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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纵横》2018年3月号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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