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样的思路还见于童庆炳写母亲照相的散文。他说，母亲来北京小住，他与夫人带着母亲去照相。摄影师要为老太太拍一张侧身像，照片更传神，但老太太不愿意。她坚持要拍正面照，两个耳朵都全，认为这样才能死后去见祖宗，摄影师和童先生夫妇只好都依了她，她维护了自己的审美观，对这次照相活动很满意。而我们知道，这正是老太太的当地民俗观在起作用。顺应了这种文化，当地人就称美；不顺应这种文化，当地人就不要，更不要说美不美。很多中国散文写女性都有这个特点，她们在当地的文化模式中生存，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在这种文化模式与特定社会运行方式结合时，她们在文化模式中扮演的角色控制着她们参与社会运行的功能。季羡林除了写母亲，也这样评价妻子。他并不写妻子的容貌，而是从她的文化传统去评价。

　　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的语言。……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在前辈学者的笔下，女性没有“性化”的过程，甚至没有人对她们的“性化”过程和日常现象予以关注。这说明什么？说明西方人所讲的“性化”概念在这批中国学者的资料中找不到对证。当然，没有“性化”的概念并不等于我国的前辈学者在理性上把女性放到社会角落中。事实恰恰相反，在他们的散文中，女性是从文化评价上被奉为伟人的。对于他们生命中的母亲和妻子等关系至为密切的女性，还在他们心目中处于被尊敬的社会地位。从这类例子看，中国人从文化评价的角度评价女性，与西方从社会评价的角度评价女性，有着十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写作传统。

　　（三）性别她者的社会导向

　　钟敬文写过他的一位“二嫂”，他说她是怎样了不起的故事篓子，怎样在他需要投入歌谣学运动的时候，向他提供了学术帮助。他到了晚年都忘不掉这位二嫂。他照样也没写这位亲人的美貌，但同样把她抬高到一个民俗角色上，放到了自己永久的理性记忆中。

　　钟敬文的至交顾颉刚，也在自己出版的学术著作中郑重表扬了自己家族中的女性群体：

　　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祖父所讲大都属于滑稽一方面，如“诸福宝”（苏州的徐文长）之类；祖母所讲则大都属于神话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类。除了我的祖父母外，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她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熙。

　　（1918年）我为家庭间的变故，一气成病，还家休息。《北大日刊》按时寄来，使我常常接触到其中新搜集的歌谣，心想：我虽因病不能读书，难道竟还不能做些搜集歌谣的轻简工作吗？因此，我就在家中组织人力，从我的祖母起，直到保姆，由她们唱，我来笔记。后来推广到亲戚、朋友家。我的爱人殷履安又在她的母家角直镇上为我收到了好些。一年之中，居然记下了三百余首。

　　对这批男性学者来说，在他们的周围有一批活跃的女性。她们具有支持他们的事业的主动性。这些女性不是读书人，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与男性举案齐眉，但她们照样能走到男性的精神世界和社会贡献领域的中央地带。这种女性的影响力受到男性学者的正向评价，他们为她们构建了“性别她者”的文化价值兼社会价值。

二、性别他者

　　如前所述，西方的“性别他者”概念是一个不完善的社会评价概念，然而这个概念也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但在中国对之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在观察以往中国学者借鉴“性别他者”概念的方式时，既要看到中国资料中有貌似相像的思想倾向，也要看到这种相像倾向只是貌似而已。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改革取向。在男性学者笔下表达的文化改革取向，与当时的社会革命运动是有一定区别的。在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中，钟敬文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女性观，大都出于积极的文化改革意识和新伦理价值观。他们让女性站在明媚的文化曙光里，自己通过称赞这类新女性，获得对文化变革的希望和文化伦理的安全感。我们可以将这类男性学者资料中的变革思想用“性别他者”概括，但要声明它有中国学者所具有的“性别他者”的概念特点，不能与西方人的“性别他者”概念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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