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卷型宗教”由于它天然的“自度度人”的使命感，一直具有有计划地动员、吸收、容纳大量的信众的组织冲动，在生成过程中甚至是得利于内卷化、过密化的，以追求膜拜信众的数量。因为过密化使得内卷型宗教的膜拜体系急剧地膨胀化、扩大化，并赋予内卷型宗教前所未有的集权功能和认同力量，从而建立起信仰的区域网络的基础，以及强化宗教存在的合法性根源。

　　然而，内卷型宗教在发展规模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不仅没有消除过密化的倾向，反而会惯性地强化了这一倾向。因为内卷型宗教最初主要关心的是信众的增长和团体扩张的数量，而不太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宗教动员、消化的边际成本，因此也容易引发膜拜的质量问题，坠入消化不良，停滞不前，或者陷入过密化过程中的萎缩，陷入宗教团体的自我赏鉴和夸饰，精心呵护“宗教正确”(如以自家宗教为绝对真理)，以维护或强化宗教的控制力，缺乏创新性的变化和扩张性的创造，出现刚性化的内部结构和格式化的增长模式，内部的自我治理走向复杂化、技术化、精细化，很难继续革命性的转化和可持续性发展，从而成为内卷型宗教之严重的自身危机的根源。

　　这种“宗教内卷化”的过程，虽然未必意味着单位时间内信徒的持续递减，甚至还有表面的增长，却往往会出现诸多的发展问题，大抵可以归纳如下:

　　1．宗教团体固有的传教模式的复制扩大、克隆再生或勉强维持;2．宗教团体的组织形态陷入刚性化、官僚化、单位化，难以走向合理化、自我完善和升级;3．宗教团体的社会功能日趋走向“信仰失灵”，正能量递减，甚至走向负功能;4．宗教领袖陷入“卡理斯玛型”(charisma)权威的“边际效应递减”，难以走向例行化、常规化;5．宗教团体过于依赖保守性力量而压制革新力量的发展;6．教典教义和仪式仪轨难以实现自我损益和有效的清整，日趋繁琐化、校注化、摹本化;7．宗教团体内部开始出现排斥“异端”的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走势，以维护所谓的正统性、尊严性、纯洁性;8．多神教宗教谱系的神明体系日趋复杂而多元，开始出现各种的层累和叠加，以及过度神化领袖人物的“箭垛化”效应。

　　对于老牌的制度性宗教或世界性宗教而言，“内卷化－去内卷化(去过密化)－再内卷化”的循环反复的变迁过程，也是一种常态的存在方式。而宗教教团的教权专制化程度、生活集体化程度、教典繁芜化程度、活动常规化程度，也都是检验“宗教内卷化”的重要指标。对于新兴宗教团体或新教派而言，“宗教内卷化”更是一种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很多新宗教团体最初依赖甚至得益于内卷化所带来的规模、数量的扩张，因而也很难走出内卷化的危机，从而出现宗教认同的严重危机，并走向衰微、或者死亡、或者分裂，或者形成紧张化的政教关系和宗教间关系。因此，对于宗教团体来说，既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如何保持“适度的规模”，避免“过密型增长”，使得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有机的统一，正是处理“宗教内卷化”的结症所在。

　　四、济度宗教的内卷化困境

　　从动态或过程的眼光去看，近现代的济度宗教运动本身是一种应对殖民主义或外来文化冲击的“宗教本土运动”，并且被深深地卷入文化冲击与反应的自我调适模式之中。作为一种新型的“圣典宗教”(如宝卷、善书)或“教团宗教”(宗教结社)，首先是立足于中国宗教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基体，但又带有韦伯笔下的东西方之“救赎宗教”杂糅的新宗教气质，带有“综摄(混合)宗教”和“救世主义”的色彩。因此，济度宗教运动必然处于一种“半生不熟”“亦生亦熟”(“生/熟”范畴是表达“文化涵化”程度的关键词)的中间状态，带有“早熟而不成熟”的未完成时或进行时的状态，或者走向常态化、理性化、体制化的“聚合”方向，或者“弥散”为地方信仰形态和习俗。东方式的普世济世与西方式的个体救赎的杂合，构成了这场悲欣交集的济度宗教运动标志。

　　在中国近现代的济度宗教(道门、教门)的存在方式中，以“济度”(济世度人)为主导的精神修行传统一直是其得以持续成长的关键。道门或教门的观念世界是以“济度传统”为其神学的终极信念和修行依据，其生成过程中的意义都在“济度传统”中有效地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门运动得以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其动力结构就是以“济度”为核心的箭垛模式。在面对外来的文明冲击下，不同的阶层和民众，终究难以抗拒一个关于个体的、集体的，甚至是国家的、天下的“济度”的蛊惑，从而不断地卷入以“道门”“教门”为名分的“救劫”洪流和动员惯性之中。“济度传统”所构建的“此岸”与“彼岸”“秩序”与“自由”的连结，所追寻的“肉身成道”“凡圣不二”“超凡入圣”的理想境界，成为一种终极关怀和修行目标。每个个人都可以对“济度”的名分加以借用，从而去获得所谓的“自度度他”或“成德成圣”的精神世界。“救劫”“济度”等范畴，构成了中国道门、教门的“家族相似性”和“标志性符号”，并共同参与了错综复杂的、相互重叠、交叉的关系网络建构，形成以复归传统为指向、又具有现代性和批判性品格的新宗教运动。

　　综观中国近现代的济度宗教或民间道门，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卷化困境，形成一种模块化、凝固化的存在模式，或者出现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教典教义

　　首先，由于民间道门的经典经常是三教甚至五教合一，抄录或汲取他教的经典，使得经典变得繁芜化、杂糅化，缺乏自身经典的主体性和惟一性，刚开始虽然具有吸引其他宗教徒“改教改宗”的增长，却也使得内部的信仰整合出现更加复杂化的情况，而“以教解经”的方式多属于技术性的细节，也容易陷入各类解释的张力，使得信徒无所适从，转而走向流失;其次，济度团体经常借助扶鸾、借窍等神明的训示创造所谓的经典或权威释文，诸如各种“训中训”，充满着经典诠释的多样性、装饰性、随意性，反而因神启模式而可能丧失了经典的神圣性，也使得经典的诠释缺乏统一的标准化，并在经典诠释学经常陷入一种解释循环。

　　(二)仪轨实践

　　由于民间道门往往偏重巫祝传统和灵性信仰的神秘成分，经常将天人的沟通视为吸引信众的方式，虽然强化了信徒对于神明的亲近性和实存感，却也容易耗损稀缺的神圣资源，无法因信称义，从而丧失恒久的、圆满的、绝对的终极关怀的追求。而在通灵的基本模式固定后，道门也开始追求通灵仪式的技术性细节，形成一炫耀性、夸饰性的仪式表演。所谓扶乩借窍等等通灵的方式、或者人死“身软如绵”的印证、或者信徒的集体诉说，往往演变成一种无止境的自我迷醉，过于追求人神纠缠的戏剧化效应。即使是那些规训信徒的清规戒律和宗教生活仪轨，在形成常规化的制度之后，也因为追求过分的精细化(包括服饰等)和雕琢性(如奢华的仪式场域、精美法器等等)，而丧失圆融变通的机制。一旦人神交流机制的应急性、时效性失灵，便很容易引发信仰的坍缩。而一些大型的集体仪式展演(诸如祭祖、大法会、会灵山等等)，更是一种彰显存在感的刚性化的“安民告示”。

　　(三)神明体系

　　民间道门构造的最高的崇拜对象(如明明上帝、天帝、无生老母、无极圣祖等等)，往往并非作为“超绝的存有”(道的化身)，而是人神同质、甚至同形，因此作为惟一的绝对，彼岸与此岸也往往无法真正的区隔。而为了传教的需要，各种中外神明(如仙佛神圣、圣贤、先知、天使)更是因为有通灵(如扶乩、降神)等等仪式的存在，而不断地叠加。甚至教团内部的大小“卡理斯玛”权威或“箭垛式”权威，也被纷纷塑造为不同等级的神明。不断层累的造神运动虽然容易形成暂时性、迷狂性的“信仰吸引”，却不可能变成绝对而持久的“信仰引力”。在神明的联合国里，特别又在“民神杂糅”的实证环境中，自然也形成了灵与不灵、大神与小神、内神与外神的区隔，从而形成认同的亲疏并造成信仰的危机。

　　(四)组织形态

　　民间道门往往存在着各种金字塔式、科层化、官僚化的集体性的组织形态，“箭垛式”权威的魅力虽然很容易形成狂欢式的“广场效应”，快速地形成集体性的入教(道)效果和洗脑式的身心控制，但随着不受约束的核心权威的减少或增加，由神圣状态下绝对的“神性”回归其日常生活之不圆满的“人性”，必然产生“边际效应递减”，其组织形态的向心力也相应的衰变，很难具有可持续性和强组织性。而泛家族主义的组织惯性，使得血亲关系或乡族宗法力量形成顽强的抗体，构成济度宗教团体的组织转型的阻力。由于传道的基本模式走向刚性化，为了快速获取社会的认可度和合法性，往往会积极推动信徒的入教和人数增长，便容易导致内部集约化、过密化的组织运作，导致其组织网络日趋复杂化和网格化，甚至“异化”为紧张的宣教机器。而信徒的表面增长，更是靠强势而紧急性的动员、多元而高强度的集体活动、封闭性和密集性的集训或规训而实现的，并不代表信徒深思熟虑的自主选择，因此也无法形成皈信信徒的固本培元的机制。

　　(五)社会功能

　　民间道门在“末世救劫”“天时紧急”“应机度化”“魔考或官考”等等基本教义的规训之下，过于强化普世性的济世度人和个体身心的应世救赎，因此广泛地参与公益、慈善、教育、医疗、文化等等社会事业。然而很多教团是基于传道的目标而进行的大面积的洒网式的卷入，其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比并不乐观，甚至形成单调化的重复和轮转式的展演，并没有因应社会的变迁而形成创新性的发展规划。同时，不少教团为了应机救度(如“先得后修”)，对于入教信徒通常缺乏一种立足于皈信的选择机制，从而导致因信徒的增长而出现团体内部成分复杂化的局面。其最显性的结果，便是难以形成中立性的态度，并造成了政治决择的失当的表态、或者政教关系的紧张、或者区域或社区的集体焦虑、或者其他宗教团体的应势反弹，从而形成反面的社会刻板印象或群体性的偏见。

　　(六)宗教传播

　　民间道门的勃兴和增长，往往是在应对文化移入的剧烈冲击之后而再造传统的宗教结社，其以抵抗为媒介，“把西方的近代包容到自己的历史中来”的文化努力，往往形塑了其内在的悲情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文化基因，在模仿、借鉴基督宗教或其他官方认可的正统宗教的传教模式之余，却又易陷进自我设定的边界意识中，而缺乏自我批判和否定的精神气质。同时由于“箭垛式”权威的能量辐射，也使得教团的保守型力量经常占据着主导力量，因此也并非宗教传播模式上的根本性进步，或者是引导社会思潮的革新力量。在跨区域性或跨境性的组织化传播中，更往往只能集中于特定的族群，或者在经历增长的极限之后，又以“老水还潮”作为新的传播动能。

　　从宗教发展的眼光来看，“新宗教”要向“体制化宗教”进行成功的转型，首先必须完成“卡理斯玛(charisma)例行化(常规化)”的问题，以及信仰对象的观念化、教义教理的固定化、崇拜仪式的程序化、组织制度的常规化等［5］。用本土语言来说，“卡理斯玛权威”［6］是一种“箭垛式权威”(Arrow Crib Authority)，具有使信众自愿信从和服从的超凡性的权力。宗教的“箭垛式人物”往往具有凝聚力，带有种种人格神化的典型特征，既有正面的效应，甚至也有反面的效果。济度宗教要走出“内卷化”的困境，同样离不开“箭垛式权威”的成功转型。透过“箭垛式权威”的变迁过程，可以观察济度宗教如何从鼓励、容忍内卷化到推动去过密化的积极转变过程。

　　由于济度宗教天然地抱持着末世时代的救劫、济度的终极情怀，其组织形态最初是非常需要并且得益于内卷化的，因为内卷化使得济度团体的箭垛式权威才得以培育超凡的人格特质和特殊的力量，从而强化团体内部的信众的绝对效忠和献身。然而，内卷化也容易导致膜拜组织的动员边际效应的严重递减，在急剧的扩张中由于宗教综合产品的准备不足，而引发消化不良甚至滞涨，从而影响膜拜团体的整合和箭垛式权威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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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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