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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春节重构的必然趋势
都市春节的现代化是必然趋势。“春节原本是中国人以家族为中心，以合家守岁庆贺新春为内容，以吃饺子放鞭炮拜大年为表征，由民众按照传统自行组织的喜庆节日，现在在多种新因素的刺激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推动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强调正视和接受春节重构的现实，但也需要对这种重构进行分析和讨论。春节作为特殊时间段中人们的特殊生活方式，所提供的分析维度完全是开放式的。从何种角度呈现当下都市春节则成为问题的关键。理想主义并不排斥对现实的深切关照，唯如此，才能造就都市理想春节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承认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矛盾，就应该欣然接受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相背离这一事实，即城市文明在不断地抛弃传统春节文化。当然，对都市春节一些异化想象的理性抵触是民俗学者理想主义的特质，另一方面，对都市春节重构的顺应也不失为一种理想主义。下面择取三个方面，也就是都市春节的三种现象来印证这一观点。
第一个方面，春节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只有在农耕社会环境中才能充分体验到春节文化的魅力。这可以从春运的流向得以说明。回家过年的人流都是向着小城镇，向着乡村来移动。人们纷纷逃离大都市，回到农耕文明当中。春节期间交通很畅通，路上行人也少了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的居民相当部分是来自于小城镇，或者农村，老家或故乡都在小城镇和农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过年，所以流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俗语。要回家去过年，回家乡去过年，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老家。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大都市过年没有年味，还不允许放鞭炮，尤其是那些已经步入都市文明的居民，也反感别人家放鞭炮。倘若笔者在北京居住的小区放鞭炮，必然遭到邻居们的谴责。如果有人倡议不要禁止放鞭炮，便会引发一片骂声。认为放鞭炮损害城市文明，甚至将之列入不文明的行为。放鞭炮产生噪音，事实上，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噪音；还有放鞭炮破坏环境，城市发展的另一种现象正是空气污染。凡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被认为实属必然和正常，而放鞭炮作为一种习俗传统，则被视为可有可无乃至危害的行为。市民们放鞭炮的热情在逐年降低，几乎无人思索——祖祖辈辈为什么要放鞭炮。倘若有城市抛出如此大胆的口号：“春节，到××城市来放鞭炮”，应该是会产生轰动效应的。很可能无需其他旅游资源，仅凭这一点，就能吸纳源源不断的游客。
春节一过，一旦脱离了春节的时间维度，人们就纷纷离开农村，奔向大都市。春运是两个流向，春节之前是向着农村和小城镇，春节结束，又奔向大都市。就与北京城的车流是一样的：早上上班，从郊区的四面八方涌向中心，下班则从中心向郊区蠕动。平常的时间是大都市的时间，工作方式、节奏和生活方式都是由大都市主导。因为大都市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而农村给予年轻人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才有农民工、春运。春节是小城镇和农村的时间维度，是属于家乡的时间。家乡的“乡”本身就带有乡村、乡镇的意思，这是与大都市相对的。春节的核心表达是团圆，全家人可以在大都市和异地团聚，但在异地只是团聚，而不是团圆，只有在自己家乡的团聚才是团圆。
“回家过年”应该成为所有民俗学者们理想主义的共同呼声，这是在充分理解了春节意义的基础上发出来的。因为回家过年本身饱含丰富的理想，团圆、吉祥、祝福、喜庆、美好等等都是家乡春节的基本存在感，极易激发民俗学者的理想主义情愫。
第二个方面，城市文明在不断超越传统春节文化。文明表现为未来的时间向度，诸如“中华文明的曙光”的表述，而文化则侧重于“传统”，文化与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城市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一些传统包括春节民俗被科学和理性所掩盖。诸如“什么是节”这样的问题就变得极为陌生。中国人（除了游牧民族）吃的是草，穿的用的都取自植物，对植物有天然的亲近感。传统民居是用木头盖起来的。如今，大学的“建筑系”仍称“土木工程系”，中医治病用草药。植物都有节，节是植物中最坚硬的部位，“节”作为时间概念，也成为坚硬的非常的时间，也即最“难过”的时间。“节”意为不通，堵住了，故而叫“过节”。这一称谓极为精妙和贴切。不通，所以要“过”，要通过。至今仍保存了这一本意，两人之间有了矛盾和冲突，即“过节”。在祖先的观念中，节是不通的时间，也就是不吉利的和邪恶的时间。
如何通过这段非常时间呢？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祭祀。一是恪守禁忌。诸多平时能做的事情不能做，可以说的话不能说。譬如，正月初一不能扫地，不能倒垃圾，唯恐走了财运、财气；不能动剪刀、刀子，更不能杀生、见血。国人向来注重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开始和结束都需要仪式化的表达。出远门，要饯行；旅途结束，回到家要洗尘、接风。而春节既是一年的结束，又是新年的开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时间。在大年三十年夜饭的餐桌上，说尽吉祥的话，家家都说，人人这样。正月初一互相拜年以吉祥道贺，皆寄希望于新的一年。年夜饭是全家团圆的时间，绝对不允许外人打搅。倘若有人家负债，一定要在年关之前偿还，除非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让旧债拖入新的一年，要用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从新开始。在过去，大年三十之前，父母都要给每个家庭成员做件新衣服；还有贴春联和门神，扫尘等等，需要更换的都要焕然一新。国人坚信新的比旧的要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这是国人的生命哲学。
对春节的考察，理想主义思维定势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过去为参照，上述“第二个方面”的文字也是如此。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春节背后的隐喻已变得模糊不清，都市中人已难以领略到先辈们过年的神圣感了。现代化的生活旨在追求快捷便利，舒适和安全，力图打破禁忌和约束。而传统春节最重要的文化表征就是祈愿与禁忌。禁忌在都市中已难以寻觅，相互祝福的祈愿形式倒仍在流行，但祝福更多出于交往的需要，祝福词语竟然多数为剪贴、复制而成。另外，居住环境、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年味的淡化，传统春节的文化场域在都市中再也无从构建。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言：“传统发生变迁是因为它们所属的环境起了变化。传统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它们在其中运作，并依据其进行导向的那些环境。”问题是传统春节是不是能够适应都市新环境，理想主义者显然不愿意做出否定的答案。然而，春节传统只剩下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段，就像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一样。
第三个方面，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冲突的关键还在于，现代化与民俗的矛盾。春节是除旧迎新的时间，这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和气候变化有关。一个生产生活的周期结束了，迎来了新的生产生活的周期。这一周期是由阴历来决定的。而现在都市中的生产生活的周期，是按照阳历来安排的。所以目前有两种时间制度，官方主导的属于阳历，自然形态的农耕生活归为阴历。尽管两种时间制度并行不悖，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阳历。除了传统节日，平日里的作息完全是按照阳历来布置的，与阴历的关系并不大。表面上看，主要传统节日都有法定假期，实际上阴历运作的空间反而被限定了，更加窄小。
现代化是绝对的，因为它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伴随现代化所出现的任何问题，诸如污染、噪音、食品安全等，被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完全能够解决。当然，可以就事论事，严厉惩处造成空气污染、有害食品的当事人，但不能据此因噎废食。《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4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34292.34人，不能据此而提出限制开车上路的倡议。因为速度与激情是现代化的标志，而放鞭炮不是，传统春节也不是。还应该进一步理解，传统春节向现代春节的转化本身也是传统，这是由科学主义主导的连续不间断的过程。这恰恰表明了传统是永恒的，也是发展的。从这一点出发，民俗学学科的理想主义当然是面向未来的。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把握民俗传统，这才是理性的，代表了学科发展方向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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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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