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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罗万蒂代表了十六世纪欧洲人对知识积累和编纂的渴望。如同当时的一般自然史著作，他的书在方法论上，囿于古典文本的考证，完全缺失对直接观察的兴趣（参见Debus,chap.2）。他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气，热衷于奇迹、怪物和畸形。不过，这一切已经不再充当神意的符号，而是做了好奇心的研究对象。它们成了君王蒐集的珍稀，由学者录入史书或编进《怪物志》（如Lykosthenes）。在自然史领域，直到十八世纪，阿氏还被人当作权威引用。对顽固的传统自然观的挑战，并非来自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的主流。
十六、十七世纪的地理发现，大大扩充了欧洲人关于远方大陆和动植物的知识。但人们对怪物和奇迹的传统迷信远未绝迹。旅行家仍沿用中世纪的思维模式，解释他们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所见所闻，传说中的怪人就住在这片已知世界奇异的边陲。故而阿德罗万蒂相信，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发现了史书上早有记载的怪人之一，食人番（anthropophagi；Aldrovandi,p.359）。古人关于印度产龙的说法，也得到了证实。各种珍禽异兽同怪物的收集，一时蔚成风气，尤以严肃的科学家圈子为甚，包括1662年成立于伦敦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见Thorndike,vol.8,chap.3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西方十七世纪对自然界的理解可以这么总结：“珍奇怪诞与正常、自然、科学之混合。”（同上，vol.8,p.13）
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对欧洲［思想］最深远而直接的影响，是伽利略开创的关于宇宙本质的数学与机械论模型；他的学说把直接观察和连贯的逻辑解释，置于首要地位。但是，由此而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进步，没有立刻触动自然史的研究。在伽利略与教会的《圣经》创世说一刀两断之时，不少博物学家还在用老眼光看问题，把由新发明的望远镜带来的新发现，当作造物主的神圣目的之彰显。他们的著作仍在重复：越是了解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就越能领会神意的安排（Raven,chap.18;Hankins,chap.5）。
渐渐地，直接观察和连贯的逻辑解释才开始进入动植物研究。直到古典遗产残存的权威被最后推翻，严格的、祛除了怪人与龙的生物学——生物分类法才有可能创立。这里，没有相当于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是慢慢地脱离植根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旧分类法。新分类法的关键是“种”（species）这一概念。探索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先是植物研究，然后（十八世纪中叶）又拓展至动物研究。只有当“种”作为独立繁殖的类群被认知，所有生物用同一原则系统分类的方法，才成为可能（Hankins,chap.5;Mayr,chap.4）。
因此，十七世纪的博物学家尚未掌握使他能够质疑龙的存在的概念性工具。接踵而来的，是对直接观察的日益重视，及对《圣经》和古典作家权威的挑战与否定。人们认识到，动物一般只跟同类交配繁育，生命周期自有其内在规律。可是，要证明龙的不存在，却非易事。有一个人大胆尝试了，那就是邦多医生（Jean-Baptiste Panthot,1640-1707）。他批判了老蛇像蚕变蛾子那样，成精化龙的传说，却驳不倒龙自成一种，即“龙生龙”的理论。末了，只好引述别人的游记，指出作者并没有在印度或埃及亲眼见到真龙。结论是，龙无非是撒谎、害怕、轻信的产儿（Traité,p.30）：
以上例子说明，人们很容易道听途说，就把种种硕大而危险的野兽的行状，集中到龙身上，说它如何凶恶如何食人；其实根本没人见过，甚至寻找过龙。应该在此意义上理解《圣经》里多次提及的龙，因为经文从未给出任何具体环境，供我们判断，说那些龙跟我们现在听说的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邦多无法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不得不承认，假如真有人见过自然界的龙，则龙一定是由两种不同的动物，例如蛇跟蜥蜴，杂交而生。他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却是诉诸人性：如果有龙，那么人必然有办法捕获它，就像猎取狮子、大象，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人类追求荣誉和利润。
邦多代表了人们珍惜的传统信念跟理性常识间的冲突和混乱，这一十七世纪末自然史研究中的突出现象。他的论著清楚地表明，正是实践观察加上物种概念，促成了龙在欧洲思想中的衰亡。无巧不成书，给龙的最精彩的一击，轮到了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现代生物分类法的创始人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1734年，德国汉堡一家商号声称购得一条七首龙，请林奈前去鉴定。林奈看后大为佩服——不过他佩服的是匠人们别具匠心，将不同种属动物的肢体缝补成“龙”的高超技艺。把戏戳穿之后，商人们曾威胁起诉，告林奈诽谤罪（Hogarth,p.187）。
正是启蒙运动在科学上的进步，让人抛弃了龙。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不再需要龙来扮演毁坏力和恶的化身，也不用它象征未知世界。大写的“自然”和“理性”，取代上帝，成了解释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准。
六
从一开始，它出现在古代近东宗教的时候起，龙就跟诸如神意、罪恶、毁坏力这样的观念息息相关。作为创世神话及随之而来的宗教仪式的主角，龙又被犹太/基督教的末日论所吸收，代表恶的最终失败。在中世纪，龙和所有动物一样，充当了象征上帝的创世宏图与基督教教义的类比线索。而后，它又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渐次降到珍禽异兽的水平，失去了崇高的神学意义。当现代科学对自然界的理解，在十七、十八世纪奠基之后，龙终于淡出了欧洲思想的格局。
本文的探讨，是尝试把龙看作从神话、神学名喻，到现代实验科学兴起之时，各式世界观的一个范例。就思维方式而言，龙属于直觉与想象，不靠逻辑和观察。狄德罗在启蒙科学的丰碑，他的《百科全书》中总结了这一点，将龙定义为想象的产物，“传说中的动物”（animal fabuleux）。他认为，龙在不同时代指涉各种不同的奇异、罕见、可畏或巨大的动物，如巨蜥、鳄鱼等（Encyclopédie,vol.5,p.104,"dragon"）。这一解释本质上至今有效：古代和中世纪的龙，是非真实的神话动物，它代表了一切非科学而无序的事物。
进入二十世纪，龙已经离开玄学而出没于小说、幻想和童话。它是不是还起着投射我们危险的毁坏力，或人的本性的作用呢（Bettelheim,pp.75-6）？假如持这一观点的心理学家没有说错，那么，龙依然住在我们心里，正如它第一次出现在Tiamat和Marduk的时代。
作者简介：朱丽娅·史密斯（Julia M.H.Smith），时任美国三一学院历史学助理教授，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中世纪史讲席教授。
（原载《九州学刊》2:4,1988。此次刊发译文略有订正和润色，个别注文（脚注）并入了正文。方括号内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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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2018-01-03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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