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万宝全书诸夷门明确体现了艺术史和思想史的交融，万宝全书诸夷门的序，延续了《臝虫录》等文献的思想，不仅指出夷夏之间的区别，而且强调华夏之族对四方夷狄的绝对地位，更将夷狄与禽兽联系起来。另外，诸夷门的图像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诸夷的动物性特征，其中一部分异域种族的图像，结合文字的记载，直接表现出非人的形貌，也更多则借助异域种族身上的体毛，来展现其不同华夏的形貌特征。结合中国古代美术史的作品，也可以看到，由体毛来区别华夷，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传统做法。最为值得一提的内容，就是在万宝全书的诸夷门当中，文字和图像在思想方面，实现了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

关键词：禽兽之性；臝虫之相；万宝全书；华夏；诸夷

作者：邵小龙，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邮编：637002

　　近数十年来，艺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都能够突破各自的边界，呈现融合与交流的趋势。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材料和研究进路都在不断扩大：一方面，艺术史的研究材料突破了卷轴册页等传世画作，研究方法不再停留于时代、风格等内容；另一方面，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书写方式，也不再局限于经典、学派和先贤名哲。在此基础上，艺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也就出现了交融，因此为两者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这一重要变化，成为学者们常常讨论的话题。

　　本文所讨论的明代万宝全书诸夷门中相关的文字与图像，虽然已有学者加以关注，但部分问题尚未展开分析，因此依然可以从思想史和艺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尽管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这些图像不仅制作粗糙简单，而且往往缺乏审美的特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臝虫录》表现的观念十分偏执古怪，与当时“先进”的世界观念也格格不入。但是这些图像和文字，在明代晚期却被一再复制和引用，在其流通的过程中，这些图像逐渐成为格套，因此这些观念也不再是一己之见，而是众人所接受与使用的一般知识和普遍认识。

　　一、华夷之殊

　　在部分明代万宝全书的诸夷门中，其卷首皆收录有一篇名为《臝虫录序》的短文，尽管这些序依据内容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但是它们都集中充分体现了诸夷门的思想观念。

　　《臝虫录》其书作者不详，一说元周致中所著的《异域志》，也被称为《臝虫录》，但是依据传世的目录学著作，《异域志》和《臝虫录》分别为两部文献，另外结合传世的《异域志》，可以看到其内容与《臝虫录》也多有不同。根据相关的文献材料，可以看得出《臝虫录》在明代颇为流行，嘉靖年间出使琉球的陈侃，便在其《使琉球录》（序作于1534年）对《臝虫录》有所参考和引用。其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1550年）、冯梦龙（1574—1646）的《古今笑》（1620年）、徐应球（1616年进士）的《玉芝堂谈荟》等著作都曾引用《臝虫录》。即使直至清代康熙年间，吴任臣（？—1689）的《山海经广注》仍然参考过这部书。

　　《臝虫录》目前所存有两个版本，较早的一版刊刻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名为《新编京本臝虫录》，此书后来辗转传至朝鲜，在壬辰战争中流入日本，现收藏于东京御茶水图书馆。另外一个版本名为《新刻臝虫录》，收入胡文焕主编的《格致丛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印行。其中《新编京本臝虫录》有一篇长序，正好可以与各万宝全书中的《臝虫录序》相对应。

　　为了说明《新编京本臝虫录序》与明代万宝全书诸夷门内《臝虫录序》的关系，我们制作了下文的表格（表1）。如前文所言，明代万宝全书内的《臝虫录序》分为两个系统，其中分别以《万书渊海》和《妙锦万宝全书》为代表。通过这样的梳理对比，也能够更为细致地看到各类《臝虫录序》因革流变。

表1《新编京本臝虫录序》与明代万宝全书诸夷门《臝虫录序》对照表

　　由上表可看出，《万书渊海》和《妙锦万宝全书》臝臝中的《虫录序》，都比《新编京本虫录》的序文要短许多，这也完全与万宝全书对其他典籍加以节取改编的处理手法一致。但《新编京本臝虫录序》对夷狄与禽兽的关系论述得更为充分，作者不玁但引用狁、獯鬻等名，甚至将突厥改为“突獗”，使其与犬类相联系。相对于《万书渊海》，《锦妙万臝臝宝全书》中的《虫录序》与《新编京本虫录序》的关系更为紧密，而《万书渊海》所引的内容或许另有出处。

　　关于五虫的分类，可以上溯到《大戴礼记》的记载：

　　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麟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其中将人称为倮虫，主要和裸体而生有关。后来《孔子家语》又对这一观点有所补充：

　　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

　　《孔子家语》不仅把五虫的顺序变为羽毛甲鳞臝倮，而且将倮虫之长由圣人降为人。《虫录序》则进一步对人的概念加以界定，称生居中国，得天地之正气者方为人；生居四方化外，不得天地之正气者为夷，臝也就是虫，而且以中国之人为四方诸夷之长。其作者不仅巧妙地将“倮”替换为同音字臝“”，同时又为夷狄与禽兽的关系增加了一重证据。

　　另外，得天地之正气者为人，不得天地之正气者为禽为兽的思想，大概来自《通典》的《边防典》。有明一代，许多有关异域的知识，都参考过杜佑的《通典》，陈侃和蔡汝贤在其著作中，曾明确引用或参阅过《通典》臝，因此我们认为《虫录序》对正气和不正之气的论述，可能受到《通典》的影响。其《边防典序》明确记载了气对华夏和夷狄的不同作用：

　　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

　　其下又言今之夷狄：

　　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

　　安史之乱以后，夷夏之防的观念颇为士人所重视，杜佑（735—812）的《通典》正作于其时。《通典自序》中指出修边防典的意义，就在于“置边防遏戎敌”，故书中有关诸夷的部分被命名为边防典。和《边防臝典序》相比较，《虫录序》做了更多的发挥，这些生居化外的夷狄不仅为礼义所不及，而且其性情与华夏之族迥然相殊，甚至与禽兽相近。

　　明代万宝全书诸夷门中的“诸夷杂志”，以文字附以图像的形式，展现对诸夷的认知。尽管这些内容臝呈现出不同的系统，我们也难以断定其与《虫录》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却与各类《臝虫录序》颇为一致。

　　根据各类万宝全书中“诸夷杂志”的记载，部分蛮夷被追溯为禽兽的后裔。其中言交趾云：

　　其人乃是山狙瓠犬之遗种也，其性奸狡，剪发跣足，窅目昂啄，极丑恶，其状类禲，广人称为夷鬼。

　　据《刘子》等文献记载，山狙为一种灵巧的猿类动物。瓠犬在“诸夷杂志”中也有出现：

　　帝喾高辛氏宫中老妇有耳疾，挑之有物如茧，以瓠离盛之，以盘覆之，有顷化为犬，五色，因名瓠犬。时有犬戎之寇，募能其将吴将军者，妻以女。瓠犬俄卸（衔）人头诣阙下，乃吴将军之首也。帝大喜，欲报之事，未知所宜。女闻帝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以女妻之。瓠犬负女入南山石室中，三年生六男六女。其母状白帝，帝迎诸子，言语侏离。帝赐以石山大泽，与众居住。其后滋蔓，长沙武陵蛮是也。

　　在故事的最后，作者还要添上如此一笔，称瓠犬所生的五子“耻其父犬也，谋而杀之”。通过这样的记述，则使瓠犬之子悖绝人伦凶残弑父的本性跃然纸上。所以交趾作为山狙与盘瓠的后代，不仅形貌丑恶，而且传承了其先祖奸狡的性情。与交趾相比，匈奴鞑靼国的先祖更为多源：

　　其种有五：一种黄毛者，乃山鬼与黄犊脖牛所生；一种短项矮胖者，乃玃狡与野猪所生；一种黑发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遗种也；一种名突獗，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与金角白鹿交感而生。‧‧‧‧‧‧一种乃塔巴赤罕之祖，《元朝秘史》云苍色狼与惨白鹿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称大蒙右都长，僣号皇帝。‧‧‧‧‧‧帖木真四世孙僣居中国为帝。

　　这些记载多源出于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黄牛、野猪、白鹿很明显都是野兽，其中提到的狡各种说法不一，但基本是猿类或豕类动物。另据学者通过与《酉阳杂俎》对比，发现万宝全书诸夷门的文字有一定的改动，其中不仅将原文中的山神改为山鬼，而且原文中的“发黄”，在万宝全书中变成“黄毛”。在文中，与“黄毛”相对应的却是“黑发白身”，因为他们的祖先是李靖破突厥后所遗留的部队。另外还需追述一句，据万宝全书的记载，交趾国中也有类人者，但他们是马援征交趾后留在当地的汉军的后人。这样的记载，则完全揭示出华夏之族与四方蛮夷的不同特征。

　　“异域杂志”还记载了一些性情与禽兽相近的臝国家，他们如《虫录序》所言，或“尚战斗，轻生乐死”，或“贪货利，好淫僻”。其中暹罗国不仅“气侯不正，俗尚侵掠”，而且“男子自幼割阳物，嵌入宝以衒富贵，不然则女家不妻也”。注辇国人则“尚气轻生”。老挝国更是“人性狠戾，但与人不睦，则暗下窝弓射杀之”。如获得一人，便将其脚跟以石磨去皮，使之不能行。乌衣国也是“见汉人则背行，不令见面”。“见之即杀，谓：既见吾面，不令其生。”并且此国人“以草为蓬悬物于上，与人交易，不相授受。彼亦以物悬而易之，如价不及，则追而杀人”。婆罗国同样“男女皆佩刃行，但与人不睦则刺杀之”。东印度国更是“人性强犷，好杀伐。以战死为吉利，以善终为不祥”。另外有在东南海中的沙华公国，“其人常出大海劫夺人，卖之阇于婆国”。在西南海上的昆仑层期国，其国人则专门布食诱捉身如黑漆的鬈发野人，并将他们买与番商作奴。

　　在万宝全书的诸夷门中，甚至有吃人的国家，其中记载“自蓝无里国去细兰国，如风不顺”，便会飘至一个名为晏陀蛮的国家，此国中人“能食生人”。比晏陀蛮更为凶残的是一个叫近佛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