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谷种起源神话”是关于人类如何获得谷种、利用谷种发明农业并由此使人类摆脱饥馑的神话类型。谷种起源神话在藏缅语民族中都有发现，其情节较相似，具有一定的模式化倾向。除了藏缅语民族，我们也能在其它民族中发现此类神话，因此谷种起源神话是世界性的神话母题，它记录了早期人类从“采集-渔猎”向“种植-饲养”的生产方式的过渡，记录了人类从饱受饥饿之苦向丰衣足食的生存境况的转变。下面，我们就通过对藏缅语民族“狗尾藏种型”谷种起源神话的分析来揭示其蕴含的象征结构与文化背景。
在搜集并细读大量神话文本的基础上，按照“人类获得谷种的方式的不同”，笔者将藏缅语民族六个语支下十七个民族的四十篇“谷种起源神话”进行了分析、归纳，发现这些神话大体可分为“直接获得型”（A）和“通过中介获得型” （B）两大类。
“直接获得型”（A）可分为五种亚型，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人类通过“乞求”（A1）和“盗窃”（ A2）从天神那里获得谷种；二是人类在 “采集”（A3）和“狩猎”（A4）过程中发现谷种并“培育”（AS）谷种。
“通过中介获得型”（B）也可分为五种亚型： B 1 型中帮人类获得谷种的中介是半人半神的“天女”，而其它四型中帮人类获得谷种的中介分别是狗（B2）、鸟（B3）、牛（B4）、猪（BS）等神性动物。
上述十个亚型在情节上略有差异。在笔者看来，其中最具代表性且蕴含着深刻寓意的情节模式有如下四种：“天神赐予型”（A1、A2）、“天女下嫁型”（B1）、“狗尾藏种型”（B2）以及“射鸟取种型”（B3）。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下文将主要对“狗尾藏种型”（B2）予以详细阐述，以期收到窥斑知豹之效。

二、“狗尾藏种型”谷种起源神话中的象征结构及其寓意
在藏缅语民族的“谷种起源神话”中，“狗尾藏种型”是反映原始种植业起源最典型的神话类型之一，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此型神话在羌、普米、藏、彝、傈僳、哈尼、土家、景颇等少数民族中广泛存在。具体而言，“狗尾藏种型”包括下面几种情形：一是狗为人类向天神讨得粮食，哈尼族神话《猫、狗、老鼠和五谷的传说》属于此型；二是狗向天神求情留下粮食，羌族神话《粮食的来历》属于此型；三是狗游过大海或大河为人类取得谷种，土家族神话《狗子过天河》属于此型；四是天女或王子化身为狗，藏族神话《青稞种子的来历》、哈尼族神话《尝新先喂狗》[S]属于此型。
在上述神话中，具有神圣性的狗在“谷种起源神话”中频繁出现，并成为帮助人类获得谷种的重要使者（中介），而且狗往往是将谷种藏在尾巴上带回人间的。这一模式化情节究竟有何深意呢？对此，学者陶阳认为，狗之所以在“谷种起源神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原因有三：一是狗为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方便，故而谷种的获得也自然就是狗的功劳；二是谷穗长得像狗尾巴，先民由此将谷种与狗联系了起来；三是狗作为氏族图腾受到崇拜，进而被视为是谷种的引入者。上述三种推测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可商榷的地方。
首先，狗的确为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但为初民提供帮助或便利的动物不仅仅是狗，还有其它很多动物。其次，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出发来看问题的确是早期人类的思维习惯，比如说谷穗像狗尾巴，由此认为是狗将谷种带到人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如仅从这一相似之处就判定这是先民将狗（狗尾）与谷种（谷穗）联系在一起的根源，理由不是很充分。最后，与陶阳的观点一致，还有其它学者也将取谷种的狗看作是图腾，认为这些民族把他们崇拜的图腾动物看作是帮他们取回谷种的英雄。比如，学者王宪昭就认为：“ 取得稻种的动物具有图腾的性质。”再比如，学者张福三认为：“表现图腾意识的说法以图腾物为谷物传播者，是较原始的说法的遗留，而狗为助手的说法则以人为中心，是逐步演化的结果。”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因为狗是图腾就必然视其为帮人类取得谷种的助手，那么，其它类型的图腾动物也有可能成为帮人类获得谷种的使者。“狗尾藏种型”神话在藏缅语民族中流传广泛，难道说藏缅语民族都普遍将狗视为图腾？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比如，学者谢国先就认为：“用图腾崇拜来解释狗取谷种的神话也是难有说服力的。普遍而言，狗不是民族或氏族祖先的象征。”此外，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虎与猴这两种动物在藏缅语民族的图腾神话或祖源神话是最常见的神性动物（图腾），相对来说，狗在藏缅语民族中并没有被普遍视为图腾。
通过对神话文本的细读、整理与思考，笔者认为：在B2、B3、B4和BS这几个类型的神话中，狗、猪、鸡、牛等动物帮助人类获得了谷种，而这些动物的出现，意味着它们并不是一般意义的野兽，而是已经从自然意义的“野兽”成为具有人文意义的“家畜”。要恰当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谷种起源神话”并非只是探究 “谷种的来源”这个表面问题，其真正目的是展示人类从“采集-渔猎型”经济向“种植-饲养型”经济过渡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其要点是凸显种植业的发明对于人类的重大意义。人类视狗为取得谷种的动物可能并不是因为藏缅语先民视狗为图腾，而是因为谷物的种植、农业的出现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这为包括狗、猪、牛、鸡等在内的家畜（禽）的驯化、饲养创造了条件。
其次，根据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基本理论，我们必须透过此类神话的表层含义（字面意义）才能将其深层寓意（象征意义）揭示出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把神话看作是一个具有离奇情节的故事，而要将其视为是由“神话素”构成的象征体系。在“狗尾藏种型”神话中，狗在空间上是人世（人类）与天庭（天神）之间的中介（使者）。但是，对于神话时代的人们而言，按照列维-布留尔的说法是：“与时间有关的一切，首先是用那些早先用于空间关系的词来表现的。”这就是说，神话中“空间的转换”常常意味着“时间的过渡”。因此，在神话中，狗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介，在天、地之间往返穿梭，这实际上象征着“采集-渔猎”时代向“种植-饲养”时代的转换、过渡。对此，我们应意识到，“狗尾藏种”在神话中是一个寓意深刻的重要细节，这一象征结构在羌族神话《五谷粮食的来历》、普米族神话《狗找来了谷种》、怒族神话《谷种及农业源起的传说》以及土家族神话《狗子过天河》中普遍存在。事实上，“狗为人类到神那里取得谷种”的情节以空间转换的方式隐喻着“人类从狩猎时代向种植时代”在时间上的“过渡”。因而，狗不仅是空间——从天庭到人世——层面的中介，也是时间——从狩猎时代到种植时代——层面的中介。当狗作为空间层面的中介时，它被置于情节（表层结构）之中；当狗被视为具有过渡性质的象征结构（深层结构）时，它其实就是对“采集-狩猎时代”的象征，而“狗尾藏种”则象征着人类生产方式的转换与过渡。
这种“转换”与“过渡”在神话中是如何体现的呢？从情节的角度来看，所谓“狗尾藏种” 指的是狗在为人类取来谷种的过程中，狗将谷种藏在尾巴上才使谷种得以保全，人类最终才获得谷种。因而，“狗尾藏种”这一象征结构包含三个要素：一是狗，它是对狩猎经济的象征；二是种子，它是对种植经济的象征；三是狗尾，它象征着狩猎经济已经走到尽头。这样，“采集-渔猎”经济与“种植-饲养”经济这两种经济方式的象征元素都同时集中体现在了“狗”身上，故而这只存在于神话中的“狗”才拥有了中介（过渡）性。由是之故，笔者认为：“狗尾藏种”这一经典结构象征着人类从“采集-渔猎型”经济向 “种植-饲养型”经济的过渡。
以上所述主要是从神话文本中典型性象征细节进行的诠释。要更深入地理解此象征结构或此类神话，我们还需从文本（Text）深入到产生此类文本的情境（Context）之中。那么，我们有必要从社会背景或文化背景的角度来深化对此类神话的理解。

三、“狗尾藏种型”谷种起源神话的文化史背景
狗之所以能成为狩猎经济的象征符号，这与狗在狩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由于狩猎的需要，狗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学者柯斯文在《原始文化史纲》一书中认为第一种被驯服的动物就是狗[1S]；学者林耀华在《原始社会史》一书中写道：“考古遗迹说明，狗在中石器时代已经被驯养了，属于公元前一万二千年的伊拉克帕勒高拉（Palegawra）洞遗址，发现狗是当时唯一被驯养的家畜。”至于狗在狩猎中的作用，我们从彝族古歌《撵麂子》中可略知一二： “最初撵山没有网，抬起弓弩遍山找；最初撵山没有狗，人当猎狗撵野兽。打猎全靠网哟，没有猎网自己织；搜山全靠狗哟，没有猎狗自己找。”
神话中的狗除了象征“狩猎时代”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象征意义，即：正如谷种代表着人类对植物的改造，人类使“自然”意义的“野谷”变成“文化”意义的“粮种”，而狗则代表着人类对动物的改造，人类使“自然”意义的 “野兽”变成了“文化”意义的“家畜”。对此，彝族古歌《做圈养猎物歌》可以为证：“天天打猎支扣子，猎获的野物吃不完，砍来木头围成圈，关起野物跑不掉，青草满山遍野长，拔来给它们喂个饱。”这段歌谣形象地说明了饲养是从狩猎延伸、发展出来的，最初的家畜都是人们猎捕回来的野兽。把野兽驯化为家畜，不仅仅是要改变动物的习性，同时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转变。因此，在“狗尾藏种”的象征结构中，为人类取回谷种的狗绝不仅仅是“帮人类取谷种”，也不仅仅是对“狩猎时代”的象征，它还以类比、烘托的方式，将自身的文化属性赋予了谷种，使人意识到“谷种的起源”在性质上其实与“家畜的起源”类似。对此，我们还可用一些神话予以佐证。在普米族神话《种子的由来》中有这样的表述：“荒地开了一块又一块，可没有一颗种子撒上；圈房修了一座有一座，可没有一个牲口关上。”在神话《狗找来了谷种》中，太阳妹妹为人类“求到一小点青稞种和一条狗。”神话《神牛送五谷》则说神牛在为人类送来谷物的同时自己也变成耕牛帮助人类犁地。独龙族神话《天神给五谷种子、牲畜》中说：最初地上既没有五谷也没有牲畜，天女木美姬从天上带来了五谷种子和牛、马、猪、羊、狗、鸡等牲畜。通过上述例子我们不难发现：“谷种”通常都与“家畜”并列。这实际上意味着：“采集”的生产方式在向“种植”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同时，“狩猎”的生产方式也在向“饲养”的生产方式转化。这一切反映到神话中，我们就总是会看到“五谷”（谷种-种植业）与“六畜”（家畜-饲养业）的对应与并置。总之，从情节的层面看B2型神话，我们不难发现，“从狩猎发展到饲养”与“从采集发展到种植”是类比的关系，这种类比根植于生产方式不断装换、更新的社会现实。饲养业与种植业的同步演进，不仅在神话中可以看到，在考古上也可得到证实，不少学者都持这样的看法。苏联学者柯斯文认为：“蓄养驯养动物大概是和农业一道发生的。"美国学者马文•哈里斯说：“旧大陆上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发生。"学者李根蟠、卢勋认为：“作物栽培和动物驯养的起源基本上是并行的，而谷物的种植则可能在若干动物驯养之后。”学者苏海洋指出：“从渭河上游及其毗邻地区看，原始种植业和家庭畜养业始终是同步发展的，家庭畜养业的发展，是畜牧业产生的重要条件。”学者黄崇岳认为：“这种家畜和家禽，尽管因自然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其中狗、猪、鸡、牛等，都是以谷物或禾秆作饲料的共性是极为明显的，所以在考古发掘上，总是与农业文化遗址相伴存。”学者朱乃诚则说： “原始农业兴起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饲养的产生”
上述观点都认为饲养业与种植业的起源基本上是同步的，或者说至少他们都承认这两者在起源的时间上十分接近，关系十分紧密。因此，在神话中，人们用家畜来类比谷种，其实就是用动物从自然状态的野兽（狼）变为家畜（狗）的性质转换来类比植物从自然状态的草木（草实）变为禾苗（谷种）的过程。此类比可以用较为简洁的形式表示出来：自然、人类、文化、野兽、猎人、家畜、草实、采集者、谷种、采集、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在向种植、饲养的生产方式的过渡中，狗的职能也发生了转换，它从帮猎人“追捕猎物”变为帮农民“看护农田”。因此，狗在B2型神话中可能还存在第三层的象征意义，即：狗通过看护庄稼而成为种植业的象征。狗在农业中被用来看护庄稼，在农业不发达的山区尤为常见。学者马文•哈里斯在《文化的起源》一书中就说过：“当农业出现以前的人们在野谷茂盛之地建立了定居点时，那些靠野草——其中包括野生小麦和大麦——为生的大群野羊不得不和村民发生密切接触。村民们通过狗可以控制这些野畜的活动。”马文•哈里斯所言不虚。在中国西南藏缅语民族聚居的青藏高原东麓、横断山区、云贵高原等地，野生动物众多，狗的护田之功可能会让先民铭记在心，从而反映到了神话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农祀庆典也为神话文本提供了必要的仪式情境。藏缅语诸族通常还在节庆祭祀中表达对狗的感激，感谢它们给人类取来谷种。因此，与“狗尾藏种”神话紧密相关的是藏缅语诸族的“尝新节”或“新米节”。
“尝新节”（新米节）一般在新谷即将成熟之前举行。在尝新节上，人们采撷新谷敬献给谷神、取谷英雄、祖先以及老人。在藏缅语诸族中，白族、哈尼族、基诺族、彝族、普米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景颇族、土家族都有过尝新节的习俗。在尝新节上，将新谷敬献给狗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礼仪。比如，普米族在尝新节开新醅并祭祀火神“仲巴拉”，另外还要给狗喂食专门制作的饭团。哈尼族人有“尝新先喂狗”的说法。基诺族称新米节为“好希早”，认为远古时有一只黄狗为两兄弟带来了金黄的谷种。此外，彝族、傈僳族、哈尼族、纳西族、基诺族、土家族、景颇族在尝新节（新米节）等节庆的农祀仪式中都有敬狗的内容。除了祀神，尝新节（新米节）等农祀庆典还为人们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比如，景颇族有一句俗谚叫“吃新米，讲旧话”。的确，通过新米节（尝新节）不仅可以让人们纪念农业发展道路上作出了贡献的先民，也为人们交流生产经验提供了机会。

四、结语
在前文，我们以“狗尾藏种”的象征结构为分析的重点，指出在“狗为人类取得谷种”的情节模式中，“狗尾藏种”这一极具象征性的细节暗示着采集-狩猎型生产方式向种植-饲养型生产方式的过渡。总之，谷种的发现与原始种植业的兴起在人类文化演进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农业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遇。比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就说过：“人类自从有了谷类等农作物以后，破天荒地产生了能够使食物充裕的印象。”史密斯则指出：“着手改进一种种子的想法与烧煮块根使之可以食用有很大的不同。”此言切中肯綮，这是因为，寻求并培育谷种这一活动把人带入生产并使人成为生产中的积极要素，而单纯通过采集来充饥只会使人成为纯粹的消费者，故从“攫取型”的“采集-渔猎”经济向“生产型”的“种植-饲养”经济的转变，使人类在食物生产中从“消极利用自然”变为“积极改造自然”，因而谷种的获取、培育与大面积种植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饥馑。

（本文原刊于《民族论坛》2017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艳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