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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与城市社区的转型
城市社区的转型是伴随着“移民时代”而到来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近年来国内人口的流动数量非常的大，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流动人口。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全市的流动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40%。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比重更大，比如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00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700万，占常住人口比例七成左右。东莞外来暂住人口435万，常住人口830万，约占一半比例还多。因而总体上看，珠三角地区移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原有的人口，改变了原来的人口结构。另外，当代中国的人口流动总体上是单向的，俗称“一江春水向东流”，即人口主要是从西部向东流，向东南沿海流，向较大的城市流动。以2000年与2010年中国区域人口流动数据比较来看，流动人口的总体区域的变化为：2000年东部流动人口占绝对多数，到2010年西部的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2010年，西部的流动人口的增速是86.8%，东部为85.4%。整个中国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各区域流动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然而东部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最大，仅有东北相对来说所占的比重稍小一点，这主要还是由于经济机会太少，东北下岗工人较多，外来人谋生不易。除了东北流动人口比重不到10%以外，西部达到百分之二十几，中部也达到了28%，因而整个中国社会人口的流动并非仅仅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
原有的户籍制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直接联系在一起，比如与就业、粮食定量、燃料分配等。事实上，要真正施行一个户籍改革是不容易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户籍制度尚未发生变化，然而人口流动已经开始发生，另外城市化也快速地发生。大约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18%左右，占80%以上的人是农业人口，因而我们过去叫做农业大国。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现在就是逐年增长的城市人口，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提出建立新型的城镇化，需要转移两个亿的人口到城市，城市化的速度会加速。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是给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随着流动人口流动规模的加速，我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一个现代的工业社会，逐渐地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现在，我国开始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时期，进入到一个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时期。那么中国的城市，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如前所述，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数量的份额越来越重，中国城市的人口的特征，实际上逐步地从一种相对封闭的地域型城市社会开始向多元开化的移民型社会转变，这也可以从人口结构上观察出来。
当代中国的城市就单一地域的城市人口而言，其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1980年代广州300万人口，除去一部分自然增长的以外，现在1000多万人大部分都是移民构成的。因而笔者以为在沿海这样的城市，已经进入一个移民社会，而不再是一个地域社会。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进入一个移民城市？主要是由于它的人口构成不再是以单纯城市周边农村的人口流向城市，因为随着城市的扩大，周边的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城市化过程也会逐渐把周围的农村变为市区，这些人口自然会成为城市人口。实际上，这部分人口不占主流，习惯上将这部分人口叫做政策性移民，政策性移民在沿海城市移民中所占比重不多。而今移民的来源和组成更加具有多元化的特性。过去，沿海基本都是单一的汉民族城市，现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55个少数民族都有。笔者到云南大学交流，一位教授说云南是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市，笔者以为有待商榷，戏言云南只有25个少数民族，广州有55个少数民族。由此可看出，人的来源和组成是多元化的。现在，贵州大学去广州研究黔东南的苗族，因为大量黔东南的苗族去广州打工或做其他事情，这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苗族人喜欢在一起聚会，而聚会就要喝酒，在广州，他们上百上千人聚会是常事，这么多人喝多了酒出了事在城市就不是小事。除此之外，移民内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比如近几年出现的“蚁族”群体，也就是城市里低收入大学生的聚居群体。因为大学随着国家的扩招使得大学生的群体越来越大，就业越来越困难。目前大学生就业的起点工资不是在增长而是在降低，这些城市新移民，大学生也算一类，越是大的城市这一类的漂族越多。此外还有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白领，这些都使城市的移民城市变得多样化。
四、城市转型中的文化调适
移民的多元化使城市在转型期间遇到了诸多问题，需要做出相应的文化调适。具体来说，第一是公共资源的平等享受问题，比如现在讨论怎样才能实现同城化的问题。如今同城不同待遇的问题较为普遍，居住在一个城市，却因为身份的不同导致各方面的待遇也不一样，特别是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保障。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新型的城镇化中就包括了农民的市民化。比如珠三角这些地方，外来人口所占比重非常大，而且这些外来人口很多是举家迁移，子女也在本地上学，如此他们的教育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现在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作为政府管理者，在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之上的速度及成效不一，比如土地改革推行的较快，而农民市民化这个过程推进的就比较慢。这也与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有关，现在我国实行两税制，即地方与国家的分税制度，然而目前属于国家管理的和地方管理的部分仍不太明确。部分原因是由于在施行两税制初期，中国的GDP很少，财政收入还不是太多，所以大家觉得不重要。直到今天，随着这块蛋糕越来越大，两税制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是表现得最尖锐的。一般来说，两税制国家分得百分之五十多一点，而省、地、县、镇的地方财政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多一点，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建设等都是要归地方来负责，所以现在在珠三角打工的人被强制性地交社保等很多名目的费用，倘若离开的话只能带走自己交的一部分，企业或单位帮你交的不可带走。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地方保护主义还是较强的。除了政策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变化以外，作为人类学所关心的，在一个城市转型的过程里面还有一种文化转型的存在。这首先强调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性很大，随着人口结构的复杂化，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把各自的文化带入城市，因此，多元的文化是一个移民社会很重要的特征，所以说城市里面存在从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第二，家庭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的文化冲突有关的矛盾。因为过去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信仰同样的宗教，有着共同的文化及认同感、价值观，因而文化背景相似的人或家庭之间产生矛盾的机率相对较小，这从离婚率上也可以观察一二。比如笔者大约二十年前在凤凰村做调查时，本地的离婚率是0，因而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家庭极为稳定；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家庭离婚率极高，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通婚圈在扩大，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通婚越来越多。不少人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事实上受中国传统家族伦理的影响，婚姻是涉及到两个家庭的事，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由于风俗习惯不一样，在嫁女习俗、礼品的馈赠、酒席的摆法、坐月子、保胎等上面都可能存在一些具体的不一致，比如礼金的数目与交换方式、婚俗的习惯等等，跨文化家庭内部的冲突极有可能导致离婚率的上升。因而在文化转型的社会里面，小到家庭，大到群体，都可能需要面对这些问题。
第三，在转型期里可能会有一些文化不适应。地域性歧视是其中一种，人们对某一地方的人有很多刻板印象，研究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是因为群体认同的存在，即自我的认同和排他所产生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在中国人是根深蒂固的。另外是传统道德伦理的弱化。过去中国传统地域性文化是个熟人社会，以血缘、地缘、亲缘三套制度，分别是宗族制度、亲属制度、地缘制度为基础。进入到移民社会后，这些传统就被打破了，我们基本可利用的资源发生了变化。在这其中，最反传统的制度便是传销制度，传销采取“杀熟”的做法，从最熟最亲近的人开始杀起，先杀父母，再杀兄弟，再杀同学和战友。这种传销制度便是利用了父母亲属关系，是反传统的，也是有违伦理的。
第四，在移民社会里还有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过去将人分为“圈内圈外”，实际上，在移民社会里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圈外人，那么如何建立起信任机制，如何建立和谐社会变得越发复杂。如今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依法治国”，而过去叫做以德治国，依法治国无错，然而如果解决任何的问题都要靠法律、规章制度，那么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会很高，以美国社会为例，律师是最赚钱的行业，因为美国的法律法规太多，有联邦法，而各州又有各州的法律。因而美国的法律系统较为复杂，本州犯法，另一个州可能无罪。中国传统文化讲做人，首先要“修身”、“齐家”，伦理道德的约束力要高于法律。实际上，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个人的行为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并不完全使用法律处理。
最后是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复杂，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依然在朝着复杂的方向变化。一个城市里面，一方面是地域性人群类型的复杂性，比如在广州研究山东人、河南人、湖北人、不同省人群，广东人有潮州人、客家人等不同的方言群体；除此之外，还有不同民族的复杂性，具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或人群聚集在一起，举行形式各异的仪式，事实上是多元化宗教信仰的表达。又如在工厂中，倘若是汉族人之间出现冲突，一般工厂处理便可，然而倘若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出现冲突，工厂管理人员却因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管理经验而表现得束手无策，后面只能由政府出面来管。然而政府处理就已经导致这个变成群体事件了。广州对非洲人的态度也有类似之处，由于缺乏专门的移民机构从事管理职能，非洲人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便只能去政府寻求帮助。那么，政府如何管理呢？政府通常会将这类事件定性为影响稳定的事情，目前的办法就是禁止居民租房子给他们，哪一方租房子给他们，便由哪方负责，因而房东成为了需要承担责任的一方，这也同时导致了房东、政府、非洲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五、小结与前瞻
前文回溯了如何从城市微观社区观察从地域型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型过程，大多从国内移民的视角展开。事实上，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逐渐成为移民的目标国。笔者曾就国际移民做过专题研究，就广州的韩国人、日本人、非洲人、来自中东国家地区，以及东南亚的等国的国际移民做过研究，广西也拥有不少来自越南、老挝、缅甸的移民，这些移民很多是以“嫁入新娘”的形式来到中国，他们把女孩子嫁过来，构成家庭，因而这种移民就是从最基层开始的，一旦建立家庭便会有亲属关系，会有亲属网络，从而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如今大量的日本人、非洲人、韩国人来到广州，娶妻生子，这又涉及到很多问题。不同身份类型的移民进入中国之后也产生了许多制度层面的问题，比如跨国婚姻伴侣的入籍问题，以及移入中国的国际移民能否成为本国公民等。现在我国尚未出台移民法，也未设立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如移民局等。也就是说，外籍公民如何成为中国公民尚无法律可依，无机构可管。目前广州成立了104家外国人服务中心，然而这些并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在广州的日本人、韩国人有专门的商店、超市，有自己的消费场所，自己办的刊物，自己的教堂，他们会把自己的一套体系建立起来，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些群体从人数上说并不是在缩小，而是仍在扩大。事实上，不少来到珠三角地区的韩国人、日本人，从事的是专业技术工人的职业，在佛山顺德也有许多的韩国餐馆和超市，因而大量的韩国人实际上是蓝领，而不是白领，他们的职业是到企业中的技术工人。又比如在浙江义乌等地方，亦有许多外国人，他们经营小商品，卖到世界各地去。
中国处在转型期，发展速度极快，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政策却相对滞后，相关研究同样较为缺乏。不少的民族学、人类学仍然面对的是偏远的乡村社会，而非面对城市，城市社区或城市家庭的研究相对较弱，笔者认为若将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放置到城市中，相信会对城市研究以及人类学理论视角及方法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启发。都市人类学的首本著作既是关于都市的族群性、都市族群关系的，而这恰恰是政府层面少有关注的，比如新型城市化的建设中尚未提及有关建设多元文化城市、多元族群城市的内容；同样的，我们在提到社会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把民族关系、族群关系作为社会发展里的指标，因而不少东西都还是缺失的。因而，前文提到的伦理道德的弱化、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变迁、国际移民与跨国婚姻等很多议题等也都是未来可作深入探讨之处。
（原文刊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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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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