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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与他者的另一边界互动则依旧是畜产品、湖盐与农产品的交换，当然，这种交换队伍由集体经济时期的公社队员组成。
国家视野下，牧民群体与农民等同涵盖在农村群体中，这使得这一时期牧民的身份认同之一来自公社与国家，城镇与农村的边界互动。如，集体生产的所有畜产品，一部分会分配给社员；一部分则由国家统一收购。国家统一收购的畜产品如酥油，肉，羊毛，虫草（每斤7元-10元）则在国有商店中实行统一销售。G对这段时期的回忆折射出个体牧民所持物资的匮乏“我们家有四口人，我们自留的牲畜只有两头母牛，每个人每月有16斤口粮（面或者青稞）。但这些粮食到月底就基本不够了。我去放牧时，身上带的食物只有很少的一点糌粑，几把炒好的青稞，偶尔可以带点奶渣汁。我记得干部家里有相对多一点的粮食，尤其是我们吃不到的大米、面和清油”。
就如G所提到的，国家干部职工根据劳动强度来定粮。每个人的分配如下：用工资和各种票来购买。干部30斤，家属27斤，小孩根据年龄大小定粮：5到10斤不等。80%是细粮（大米，面粉）；20%是粗粮（青稞，苞谷）；清油（0.5斤或1斤），肉（4-5斤）和糖（每个人半斤糖）都定量：布和棉花类也是统一定标准：成年人一般是棉花2斤，布票20尺。在S村，当时可以吃到国家口粮的令其他牧民羡慕的有几家Z5(1)的丈夫，C11(1)本人以及G22的父亲。
这个时期，牧民的衣、食、住、行基本都在公社控制之下。但，稀有物品的分享和交换仍然在私有空间（private space）产生。如，代表城镇群体的干部和代表农村群体的牧民之间：牧民赠送给干部酸奶，肉，干部则回赠米，半新的衣服和现金。但这些交换都发生在关系极好的人际圈中。S村中一位经历过人民公社生活的中年牧民Z回忆到“那时候，我最喜欢去Z和G家，因为他们家总有好吃的糌粑和大米。每次去Z家，我都能吃到一大坨糌粑，虽然有些陈旧味，但是非常的香，以至于迷恋上了那种陈旧味。现在我会尽我所能去多看望已经年老的Z，也是因为当年的这种恩情”。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社队企业成为合作经济企业；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公社体制宣告结束，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撤社改乡的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全国农村逐步开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藏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在西藏农牧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派购，并逐步放开农牧林副渔和土特产品价格。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在坚持土地、草场、森林公有制的前提下，农牧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在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
“包产到户”结束了集体经济时代，牧民社区回归了以家庭为最小经济单位的状态。如，S村在公社时期集体共有的牲畜，不论老幼，按照每个人4头牲畜，每两个人1只绵羊，1只山羊的标准分给了每一户家庭。G9(2)家四口人共分得16只牦牛。这也决定了，人口多的个体家庭所分得的牲畜多，反之。
1980年代以前，牧民与市场的边界互动尚不活跃，故稀缺物资的交换或以货币、或以‘礼物’礼仪式的物物交换建构着城镇与农村（牧民群体）的边界。
(三)变迁与重构
自告别集体经济，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使得牧民所拥有现金数获得急速增加，购买力的增加使得他们可以和城镇居民同等的购买各种市场成品。‘社会主义平等化’打破了以往城乡之间的差别（闫云翔，2000）。生计方式的变化和重构，使得牧民群体的身份不再以逐水草而居、以物易物、或城镇与农村的边界互动来定位。
1.收入模式
牧民群体的收入模式以及消费模式的改变重构着当下牧民与他者边界的互动关系，这种重构再一次转化了牧民群体的身份认同。收入模式改变的最显著点表现在牧民越来越活跃的融入市场的交换、以及现金的收入和和现金的消费能力中。牧民与市场的边界互动构成了当下牧民身份转换的重要特征之一。如，S村牧户的收入可分为三大类型：虫草、畜产品以及其他收入。其中，虫草所产生的年现金收入达到5,883,900，占总收入的89%，其他收入达636,254元，占总收入的9%，畜产品收入有121,225元，仅占全部收入的2%。采挖虫草所获得的现金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其他两类收入类型，畜产品收入仅作为辅助类收入资源占整体收入的最小额部分。其中，畜产品收入只针对那些饲养牦牛的家庭，可分为出售牛肉、牛粪、酸奶和牛奶，以及牛皮的收入。牛肉的收入为80,900，占畜产品总收入之67%；牛粪28900，占24%；酸奶及牛奶6235，牛皮5190，这两项收入略微近似，分别占5%和4%。其他收入分类中则以不同家庭的情况分为跑运输包车的收入、出售贝母知母、开饭馆、小卖部的收入，以及出售饲料的收入。此外，包车跑运输的收入为243,000，占第三类收入类型的38%；工资收入为220,800，居其次占35%。拥有工资收入的是小众群体，因本人或因嫁给国家公职人员而使得工资成为其固定的收入之一；开小卖部的受益为97,200，占15%；开饭馆的收入为30,000，占5%；在县城出租台球桌的收入为24,480，占4%；出售药材如贝母和知母的收入为13,000，占2%；低保收入为4,004，占1%，出售青稞草的收入为3,770，占第三类收入类型最低。有一家庭则因其亲戚（国家公职人员）定期将工资收入的一部分赠送给该家庭，而使得赠与成为该家庭的固定现金收入之一。非现金流的收入中，则以一种直接的交换形式存在，如：没有饲养牦牛的一些家庭会将其种植的青稞饲料同那些饲养有牦牛的家庭进行一年性的直接交换。
牧民现金收入的增加改变了以饲养牲畜为其主要生计方式的模式，而且进一步打破了以往牧民与城市收入人群之间的界限。就如道班工人Q的例子，Q与牧民的区别在于，她和丈夫有稳定但可能不是很高的工资收入。Q描述到：“现在的牧民不比以往，生活条件好。例如，我们回赠礼物时不能将就。回赠的礼物必须是些上档次的且能让收礼者喜欢的物品”。而G的一段回答则更直接的表达了城乡边界的重构：“公社时期，很羡慕那些干部，因为他们是为国家工作的城里人，所以可以吃到大米、清油和还有其他物品。但是，现在我们的现金收入使得我们可以和干部一样从市场上购买任何物品。如果虫草收入好，我们的现金收入可能比那些干部还好。我们和城里人差不多，也不再羡慕他们了（笑）”。
2.消费模式
建立在这一收入结构上的消费模式分为六大类型的开支：食物（购买的食物和自己生产的食物）、教育和医疗、采集虫草以及宗教开支。如，购买食物的开支为2,057,514，占各类开支总额的44%。食物开支分为粮食和蔬菜两类，有趣的是购买蔬菜的比例占41%，购买畜类食品占38%，粮食为21%。其次为占17%的取暖开支，为768,500元。取暖开支中包括了购买衣服的花费707,600、购买牛粪和煤炭的开支60,900；教育投入开支684,640，占15%。教育开支指为孩子上学期间支付的各种零碎开支，那些有上大学和高中的学生家庭还包括了学费开支；医疗开支为492,660，占11%。这主要指不包括农村医疗支付范围的自己垫付的相关开支；各类宗教仪礼的开支为392,329.5,占8%；采挖虫草的开支为228,000，仅占5%。采集虫草开支主要指采集虫草期间所花费的食物费、汽车及摩托车加油费、以及去外村采集虫草时所支付的采集虫草人头费。
食物开支分类中，对于那些自己饲养牦牛的牧户基本上无需从市场购买畜产品，按照市场价格折算，这些牧户消费的自产酥油为2,408,810元，牛肉为937,860元，牛奶酸奶为552,403元，奶渣为105,799元。如，自产的食物消费品中酥油所占比例最高为60%，其次为牦牛肉占23%，牛奶酸奶占14%，奶渣占3%。自产消费品总计为4,004,773元。饲养牦牛相应的开支包括了购买饲料种子、雇人收割饲料、以及修建牲畜棚和购买兽药的开支，折合成现金为647,504。
消费模式的变迁体现在饮食、服饰及消遣几方面，这种变迁已弱化了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边界。牧民的日常食物以米、面、糌粑及蔬菜为普遍。不仅离县城近的村落如此，邻村也类似。
我们驱车15分钟到了邻村，拜访81岁的长者N。N和其73岁的妻子L与儿子、儿媳和孙子住在一起。L蒸了馒头，端上让我们享用。过了一会，L在一个平锅里放了肉末熬煮了约半个小时，加了切好的菠菜，煮了约十几分钟。L一边端给老爷爷Ｎ，一边告诉我‘老爷爷不能吃炒菜，但因为喜欢吃蔬菜，所以在肉汤里煮点蔬菜’。过了一会，看到L在炒肉末接着加了一道切好的蔬菜。烹饪约10分钟，放好，让其儿子带着这道菜和一份已经炒好的红萝卜炒肉，送到正在挖人生果的儿媳妇那里。L笑着对我说：“现在的牧民如果不吃炒菜，就当是没有正式的饭。不像以前，牧民吃了‘嘎让’（指酸奶、奶渣汁）就可以是一顿饭。”（2013年10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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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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