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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40年代，侯宝林、郭启儒自东北、天津返京，所演的相声由于内容健康，格调清新，被誉为“文明相声”，受到热烈欢迎。“文明相声”出现的背景是什么？
崔琦：侯宝林走在了别的艺人头里，他并没有多少文化，完全在于悟性。任何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是改革家。梅兰芳、关学曾、刘宝全、骆玉笙，无一例外。
过去撂地说相声，在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鸟市，都不让女的听相声。女的一去听，管事的就说：您到那边去看拿大顶的去，看耍猴的去吧，我们这不说人话。当时说相声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了，说的都是难以启齿、非常荤的话。怎么办？侯宝林率先净化语言。刚开始也有人看不惯，认为他标新立异，结果他成了。
任何艺术形式，其实都是在有心的艺人琢磨下逐渐改进。京韵大鼓最初叫“怯大鼓”，因为来自河间沧州等地，有地方口音，北京人叫“怯”。后来在谭鑫培的建议下，刘宝全去掉民间乡土音，将其改成“京韵大鼓”。原来京韵大鼓说得多唱得少，骆玉笙增加了它的旋律美和歌唱性，刚开始也是一片反对声：“这是什么啊，哪儿叫大鼓啊，这不是唱歌吗？”可由于贴近时代，反而后来居上，现在骆派拥有最多的演员和观众。
其实在上世纪40年代，侯宝林就在相声里加流行歌曲了。侯宝林去天津相声园子说相声，那会他还没有那么大名气。他从自己园子演完，上老先生张寿臣那去听相声，那会园子特别小，都是百八十人的小园子，演员和观众都能看得见。侯宝林率先在相声里加了学唱歌曲，在过去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张寿臣一看侯宝林进来了，就在自己的段子里加上：“您看我们的相声，说相声，得给您说乐了，不是唱乐了，唱乐了不叫相声。”说给侯宝林听，侯宝林也不加反驳。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侯宝林声名鹊起，也逐渐成了，张寿臣也改变了，认为相声可以加唱。
三联生活周刊：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趣味庸俗，相声曾出现危机，也由此出现侯宝林等人组成的“相声改进小组”。如何评价当年的相声改进工作？
崔琦：我在《相声三字经》中，关于相声改进小组有一个注释。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传统相声庸俗、低级的成分太多，被认为难以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几乎到了被取缔的边缘。老艺人虽然有改造自己、改写节目的愿望，但大多数没有文化，难以自救。有些说相声的认为说不下去了。
一次，一对老相声演员到印刷厂的礼堂给工人说相声，演出前使用相声“垫话”《反正话》垫场，“反正话”很简单，现在小孩还在说，我说正的，你说反的，如“脑袋，呆脑;眼眉，没眼”。半天一句人话没说，结果让工人给轰下台去。当时工人也办识字班扫盲，觉悟也在提高，知道翻身做主人。
相声艺人也在社会大潮中前进，一些有识之士就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1950年1月19日，由孙玉奎、刘德智、侯宝林、常宝霆、侯一尘、全长保、佟大方、罗荣寿、高凤山、高德亮、于世德十一人发起，“相声改进小组”在北京成立。他们一面改进，一面实习，组织了相声大会的演出，所有收入都作为演员的生活费。成立识字班，扫除文盲，进行时事教育，使从旧社会过来的相声演员，能逐步提高文化和政治水平，改造相声，以达到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作用。
侯宝林原来就比较另类，他后来在北京饭店找到老舍，又找到语言学家吴晓铃、罗常培他们，让老舍帮着改段子，写新相声。新相声里的代表作，比如《一贯道》，通过相声破除迷信，揭露一贯道这个反动会道门的本质。1956年的《夜行记》也很有代表，讽刺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坐汽车排队加塞，上车吃栗子，很有时代性。后来有个《昨天》也不错，反映新旧社会的对比。
50年代的相声改进工作，最大影响就是使相声艺人从思想到艺术都上了一个台阶。相声演员完成了从“艺人”到“演员”的转变。原来大家都叫使口的，使口的是说相声的，使？的是说数来宝的。相声术语叫“明春”，口技弄个布帐子，人在里面，叫“暗春”。以前相聲难登大雅之堂，上世纪60年代我小时候学相声，家里人都不支持。包括侯耀文相声，父亲侯宝林都不支持，很多相声艺人都不希望孩子干这行。
侯宝林等作为相声演员的代表，净化了相声语言，使相声登上大雅之堂，把相声说进中南海，这是前所未有的。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50年代起，歌颂型相声逐渐成为主流相声类型，也涌现出马季等代表人物。对歌颂型相声人们一直有所争议，有人批评它使相声失去生命力，但也有人比如马季则认为，歌颂型相声拓宽了相声题材范围，选择哪种创作手法，应因题材而异。你对此如何看待？
崔琦：马季原来叫马树槐，最初完全学侯宝林，连声音声调都一样。他在中国广播说唱团遇到了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老师，打下了很好的传统基础。马季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很多新相声都是从老相声演化而来，很好地继承发展了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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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50期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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