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光邦在以上风俗中超越了日常语言的表达，而用一种“艺术的手段”来加强仪式的神圣性和情感的真实性。由此，作为语言表达的物质媒介，此时的象征符号形体是光邦，符号对象是人类语言，而其符号解释是用光邦声响代替人类语言的表达来传递信息和情感。光邦在神圣背景下的人与神、人与魂的沟通与世俗场域下的人际交流，使其彰显出语言化的象征功能。

 

　　3. 节庆活动场景下生存空间地域边界的象征

 

　　光邦在节庆活动中被广泛应用，春节是光邦应用最为普遍的场景。在支那村有一个传统风俗，就是在每年大年初一的全天，各个村寨的男性寨民们要背上光邦走遍16个村寨，逐一向各个村寨的寨民拜年。这个习俗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至今世代相传。以光邦为载体的拜年活动，无论出于娱神还是娱人的目的，都为光邦的展演提供了空间。从表面上看，光邦拜年这一光乎所有寨民的风俗活动，实质上是整合了不同姓氏、不同家庭、不同的人，使大家在年复一年的仪式中保持村寨的团结、加强村寨中人们情感的活动。但从更深层的内涵来看，光邦在春节拜年场景中的展演却与支那村傣族生存空间的地域边界象征有密切关联。

 

　　首先，关于支那村傣族为什么会形成敲光邦拜年这一风俗的疑问，需要联系当地历史叙述进行探讨。在支那村调查时，总有寨民这样说：

 

　　“听家里老人说，最早住在坝子里的是景颇族，后来他们搬到半山腰居住，那里更适合他们的生活习俗。我们的祖先来到支那这个坝子，发现这里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好地方。于是就逐渐迁徙到这里生活了。”

 

　　在景颇族寨民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我们的祖先是住在山下坝子里的，后来逐渐搬到现在的半山腰居住。”

 

　　这一历史叙事可在支那乡傣族与景颇族的生活现实场景中得到证实。如今的生存环境仍然是傣族独居坝子里，景颇族居住在山脚或半山腰地区。现实生存境地与历史叙述中的说法完全相符，生存空间改变这一历史事件正是支那村傣族先民形成光邦走亲串寨拜年风俗的根源所在。“春节敲光邦拜年是我们祖上就传下来的风俗。我们傣族是逐渐迁徙到支那坝子居住的，一开始来的人很少，慢慢的才越来越多的。来的傣族按姓氏分散在坝子的各个地方居住，形成了许多的小村落。我们的祖先为了增强傣族的凝聚力，增加感情，就背上光邦在大年初一时到各个村寨去相互拜年，使不同时期迁徙到支那坝子的傣族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光邦走亲串寨拜年就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

 

　　生物是通过自身的变异以适应自然界的变化，最终使生物得以生存下去，即“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10]这条生物进化理论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支那村傣族先民把乐器光邦创造性地用于春节走亲串寨拜年活动，就是人们适应生存环境变化的演绎。支那村传统风俗大年初一敲着光邦拜年的目的是增强民族团结，这正是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领域提出的“恃人力”进化史观的佐证。“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11](p16)。人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天演中之一境”，必然也遵循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在优胜劣汰规律面前，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顺天待命，只要能通过各种方式结合起来，就能“恃人力”以“与天争胜”。人要想在“天演”的过程中求生存，就要团结起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12]因此，支那村春节走亲串寨拜年风俗的形成，就是在“天演”过程中团结起来求生存的社会表现。

 

　　于此同时，光邦在春节拜年场景中的展演是支那村傣族生存空间的地域边界象征。由于人的生命活动是实现人的目的性要求的活动，把自己的目的性要求变成人所希望实现的活动，就是人类“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13](p134)因此，每一种民间风俗的形成都有其目的性的要求。光邦拜年风俗形成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可从访谈内容得以知晓。“光邦拜年不但是增进感情、增强团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光邦声响传达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傣族人的地盘。”支那乡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全乡除居住着景颇族以外，还有傈僳族、回族和汉族。作为逐渐迁徙到支那坝子生存的傣族族群来说，如何在民族杂居地区巩固新得来的生存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因为支那村傣族先民生存空间的确认需要彰显民族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所以，支那村傣族先民把乐器光邦创新性地应用于春节走亲串寨拜年活动。“人由散而集，是由于自存自利的竞争本性所驱使,”[14]“人类以德成群，就能胜天”。[12]初到支那坝子的傣族先民们深知，只有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才能生存。[10]于是，傣族先民把传统的乐器光邦随身携带，利用春节大年初一走亲串寨拜年活动的契机，把散居在坝子各个角落的傣族团结起来，彰显傣族实力并增强族群凝聚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与支那乡其它杂居民族形成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使生存领地的确立与延续成为可能。光邦声响是傣族民众对自己生存领地确认的媒介与工具，凡是鼓声能够传达到的地方都被当地居民认为是傣族的空间领地。同时，光邦声响所能传达的地方，也就被视为是傣族村落的象征性边界，乐器光邦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支那村傣族民众巩固生存空间地域边界的象征物。

 

　　透过一年一度的光邦走亲串寨拜年活动，支那村的傣族将16个村寨的人际关系连结起来，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傣族社会关系网络。光邦拜年是把增强民族团结以实现傣族先民巩固生存空间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通过光邦音声的传递范围来确认生存空间的拜年行为，使光邦声响所能传达的地方成为支那村傣族生存空间地域边界的象征。此时的象征符号形体是光邦，符号对象是地域边界，而其符号解释是用光邦声响确立族群生存空间的地域边界，用鼓声告诉其它杂居民族，光邦声响所能传达到的地方就是支那村傣族族群的生存地界。傣族先民用这样的适应性生存方式，实现了对新的生存空间的确立与延续。如今，支那村傣族已经不需要再使用光邦的音声去巩固自己的生存地界，但光邦作为地域边界象征的思维定式却在岁月的洗炼中形成了惯例。光邦不仅是特殊历史事件的生存空间地域边界的象征，更是文化接触情形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15](p13)

 

　　纵观依附光邦所形成的各类风俗，作为区域性文化和音乐研究的核心问题，光邦与其它事物一样，之所以能够在当地鲜活地传承发展，取决于它对当地社会和民众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作用是在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通过光邦所处特殊环境差异的应用而有着多种不同的象征功能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来显现的。在稻作文化映射下，光邦是沟通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达到鼓乐悦神、实现愿望为归旨的人格化象征。通过仪式的拟人化形式外化，强化了宗教祈求的心愿表达，使人们的心理压力和诉求得以释放和宣泄，以平衡心态、和谐人心。在神圣和世俗场域中，光邦是一种超越了人类日常语言的神奇之物，人们通过鼓语音声的语言化象征来沟通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使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从而达成和谐相处的沟通愿境。在春节拜年场景中，光邦鼓声作为虚拟象征符号被视为是傣族村落的象征性边界，乐器光邦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傣族先民生存空间地域边界的象征符号。光邦在成为族群区域文化标识的同时，也促进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杂居环境中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社会秩序。光邦的敲奏已不仅仅是纯粹的艺术活动，敲奏这种象征性行为是超越了音乐物质作用而形成的纯粹的观念和精神的结果。[16](p36)只要光邦在特定的场合出现，进入这个文化圈中的所有人就能够理解不同场景敲击光邦的不同涵义，他们共享了光邦的隐喻。光邦也以其象征功能的独特价值，在民心相通构建中与支那村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人群紧密相连，使人心和谐、人际和谐，构建了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正是因为光邦象征功能体现了“需求”和“功能”这两个核心概念，[1](p83)光邦的存在满足了人们和社会的特定需求。因此，光邦在和谐民心、和谐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使其历经岁月洗礼后仍然保存至今。这也正是在众多少数民族音乐艺术文化濒临消亡厄运的当下，光邦仍然在当地与传统风俗相濡以沫地惯例中鲜活传承和发展的真正原因。通过光邦象征功能的研究，揭示出“物”的存在是其内在功能对外部所起作用而满足外部需求的结果。这一观点，对器物的相关研究或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

 

　　（本文刊于：《学术探索》2017年3月；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