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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实证研究只关注一部分已然和实然，根本无视甚至忽视应然和可然，当然就难以看到完整的人及其在日常生活。换言之，实证研究往往只是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并验证自己的认识，去发现日常生活的既成性，却忽视了日常生活的生成性，看不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根本愿望首先就是实现自己本来就具有的常识感、公平感和正义感。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实证研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看见自由的人，没有把人当作实践的目的，而是仅仅看作认识的手段和工具。所谓只见已然和实然、不见应然和可然，实际上就是只见从事认识活动的民众，不见从事实践活动的民众。不难理解，不仅民众通常很少进行认识活动，而且只有实践活动才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根本旨趣和根本利害。因此，完整的实践研究需要看到实践行为的本然。所谓完整，不如说是还原其他学科遗漏和遗忘的精神层面及其目的条件，由此呈现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本然样态。所谓本然，既有经验上的已然和实然的事实，更有实践上的应然和可然的条件。可惜，民俗学一直像其他社会科学把主要精力放在表面的已然和实然现象上，严重忽视了现实中本来就有的应然和可然条件。我们被这种肤浅的成见蒙蔽得太久了！这种蒙蔽造成的怪象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民众尚且能够看到日常生活中的应然和可然，可民俗学者却只见前者，不见后者；当民众都能从应然和可然来看待日常生活中的已然和实然之时，固守经验实证研究的民俗学者反而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实践意义与价值的先验性和超验性决定了实践民俗学的研究必须立足实践理性的先验立场和超验立场。如果缺乏这种立场，即便我们在田野中好像直接进入了现实，但仍然可能根本无视日常生活中本来就蕴含的超验意义和先验价值，并且反而会使我们离现实非常遥远，让咫尺变成天涯，让空间上的临近变成时间上的遥远。也就是说，实践民俗学的观察不能停留在经验现象的已然和实然上，而要超越这种已然和实然。实践民俗学不仅要补上并且看见实践的应然和可然，还要立足实践理性的应然和可然的目的论立场来看经验事实的已然和实然。这并非学者的个人爱好，而是日常生活本来就已经蕴含的超验意义和先验价值对我们提出的客观要求。
既然是实践，当然就不仅有过去和现在，更有未来；不仅有已然和实然的行为事实，更有应然和可然的目的条件。从实践上来看，应然和可然是已然和实然的目的条件，应然和可然是衡量已然和实然是否如意、能否达标的目的条件，已然和实然则能够反映出应然和可然的实现程度及其原因。由此来看，作者强调的“朝向当下”也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而是应该包含着实践理性目的。
一旦从实证立场转向实践立场，我们关注的重点就会从当代社会的神话主义转向从事“一种新型的文化生产模式”（第17页）的实践主体及其理性目的。我们就可能看到，当代神话主义实践具有超功利、超现实和超世俗的神圣性，也具有无（实用）目的的合（理性）目的的审美性，这些正是它的理性目的的表现形式，也是它的神圣性在当代的体现。现实越是不具备正常的实践条件，现实越是不尽如人意，神话主义实践中蕴含的超越动机就越强烈。这指的不是个体心理的抽样统计，而是实践的理性目的，因为心理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心理都是变动不居的，而且或多或少的人还可能一直处于理性沉睡的心理状态。因此，只有超越实证的盲视才能获得实践的洞见。只有在实践研究层面才能更直接地触及中国现实的根本问题，才能更好地彰显神话主义实践的当代意义与社会价值，才能真正有效地突显神话主义与“文化的重建、全球化、文化认同、大众文化、公民社会”的实践关联。
（本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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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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