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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就世界范围而言，工业化和技术化所带来的复杂的民俗变异是如今国际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就国内情况而言，近二十年来，快速的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化进程已经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俗学界也不得不关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技术事实和民俗变迁。这样的关注使得我国民俗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和把握民俗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的学术取向。同时这也成了我国民俗学者积极与国际民俗学者交流和互动的契机。1961年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出版了学术专著《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并在德国、美国民俗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和讨论。终于，户晓辉先生在2011年先根据德文译出初稿、参考英译本进行了修订，最终在2014年完成了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生活》一书的译介。该译本打开了一扇了解德国民俗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窗户，搭建了一道中德民俗学学术交流的通道。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该书的论述和评价大约有10篇。
2013年户晓辉发表了《民俗学：从批判的视角到现象学的目光——以〈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为讨论中心》一文。丹•本-阿莫斯在英译本的前言中高度夸赞了鲍辛格在现代问题上的民俗研究路径.查尔斯•H•兰瑟在专门的评论文章中首先对《技术世界中的民间生活》的行文结构进行了分析、概括介绍了四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并着重提到了鲍辛格的民俗研究对象是民间文化，研究地域指的是“从郊区、孤立的村庄和社区到城市地域或地层”。
以上几篇文章或从方法论、或从民俗学转型的角度对《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进行了简略的转述和评价，还有一些文章2010年松尾幸子的《德国民俗学的发展和现状》、沃尔夫冈卡舒巴在《欧洲民族学导论》中的《关于民俗主义：面对历史转折的德国民俗学》2014年王杰文《超越“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关于“经验文化研究”的理解与批评》等文章简略地提到了该书的学术背景、章节内容、研究意义。
但以上研究都是简略地介绍文章的内容或者方法而很少细致的分析该书中的民俗研究的实例。本文将细致的追踪赫尔曼·鲍辛格文中的民俗研究的实际案例，弄清楚他倾向的民俗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第二章 舆论的气候
在《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里》卡尔·贝克尔在开篇强调了一个概念叫“舆论的气候”。它指的是论据左右着人们同意与否之取决于表达它们的逻辑如何，远不如取决于在维持着它们的那种舆论气候如何。延伸开来就是要进入到《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除了要清楚地知道赫尔曼·鲍辛格在文本中是如何界说与论述的，还必须要了解赫尔曼·鲍辛格文本之外的整体舆论气候，因为只有在对当时及其著作发表以后的社会文化情况和学术语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之时，才能更精准的把握其著作的学术思想。
1959年赫尔曼·鲍辛格完成教授资格论文，这是在德国大学获得教授职称的前提。然后论文提交给图宾根大学哲学系被若干以语文学见长的德语言文学教授评议通过，于1961年正式出版。现在来评价这本书的话，它无疑是德国现代民俗学转型的先兆和预示。鲍辛格出生于1926年，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也不可抗拒地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酷狂流中，期间还被俘虏进了战俘营。作为幸存的遗留者，他于1948年开始进入图宾根大学德语言文学系，开始初步接触方言和口头叙事，这也是他后来转向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和机缘。战后，整个德国社会开始反思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种种问题，这种反思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达到顶点。人们都在讨论如何消除国家社会主义的余毒和防止纳粹分子的卷土重来。作为被纳粹利用的浪漫主义的民俗学当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德国民俗学发源于德国民族国家初建时期。18世纪末，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市民阶层对德国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由许许多多封建制邦国构成的松散“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现状十分不满，要求建立民主的、进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这时，赫尔德“民”的概念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赫尔德认为“民众有超越个人的个性”，在民众身上能够探寻到一种悠远又隐秘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样就为德意志民族的松散的、分裂的“民”提供了一个成为紧密共同体的内在内容。这种古老又本真的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民众的语言和文学艺术。延续着这种思路，早期民俗学者利用历史学的方法积极回顾过去、追根溯源、搜集民俗资料，企图寻找和建构民族共有的精神遗产。这种一种带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色彩的做法。民俗学家在探讨民俗事象时，总会不由自主的将民俗的源头追溯至中世纪或者更早的时期，努力建构和寻找历史中的文化传承序列；具体表现为把“民俗和日耳曼文化传统勾连在一起，把民俗事象解释为德意志民族性的表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时期，纳粹党十分疯狂的进行所谓纯粹的雅利安种族研究和日耳曼文化传统研究，并拿相关的民俗学专业知识作为理论支撑对 “非我族类”的犹太人进行屠杀和迫害。此外，“纳粹党人征用了民俗学者对纳粹党员进行培训和教育，帮助宣传和推广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巩固和加强纳粹意识形态”。纳粹政权也正是利用了这种“民族共同体”、观念鼓动人们进行疯狂的社会行动。当时的“希特勒青年团”在纳粹“青年共同体”鼓吹下，出卖了自我意识和独立思想，通过列队、集会和战争毁灭全世界。由此可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时期，民俗学成了纳粹政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的部件，产生了毁灭性的破坏。
“在民俗学当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在民俗传统、人民、民族这样的标签之下。几乎没有哪些研究对象是可以对意识形态的内容忽略不计的”。鲍辛格已经洞察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德国民俗学的问题。他和与他持有相同学术关怀的民俗学家们都意识到要使民俗学这一学科继续存活而不至于消亡，那么民俗学学科内部必须进行反思和调整。
除了上述原因外，1968年的青年运动、技术环境以及对社会政治任务的认可也为图宾根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创造了客观前提和舆论气候。
1968年运动席卷了整个社会。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和公开性而控诉，资本主义的工作和消费社会的生活形式受到质疑。对国家社会主义往日罪责的严厉清算也在这场运动中达到了顶峰。从柏林到图宾根到处都有大学生们上街表达他们声音嘹亮和充满激情的抗议。在校园内，学生们的反抗行为“从根本上点燃了关于学术与社会的讨论，关于大学制度的讨论，关于谁为谁从事怎样的学术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具体到图宾根大学青年民俗学学者的行为则是厌恶“城堡生活式”的学习状态；抨击传统民俗学即赫尔德和格林兄弟奠定的浪漫主义民俗学传统，反对简单机械地“搜集、分类、保护”民间文化材料；他们要求关注当下实际的民间生活，发出“但愿民俗学是一门社会学科”的呼声，努力将民俗学变为一门“社会学科”，朝社会学转向。马克思主义也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当时民俗学的政治倾向和学术景观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图宾根民俗学出于这样一种学术兴趣，开始将无产阶级和工人文化纳入到考察范围。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德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笃信技术的时代，技术的成就已经进入到每个家庭，技术世界的未来既让人期待又让人忧虑恐惧，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仿佛被精确地设计出来。此时围绕着技术的争论，触动了时代的脉动。处于技术时代的鲍辛格无法忽视民间文化与技术的互渗。在过去民俗学研究将工业社会排除在外，在民俗学转型时期，鲍辛格表现了他对现代世界中技术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极大兴趣。这是他对旧民俗学的叛离，也是他对传统民俗学将所有技术因素排除在外的抗议。
在学科内部原因和社会外力的推动下，鲍辛格所带领的图宾根民俗学研究所完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转型。在1971年，图宾根民俗学研究所更名为 “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研究所以经验为基础的，以当下为指向的研究方向正式确定下来。
再回过头来看，《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已经显示出了鲍辛格及其带领的图宾根大学民俗研究所的新方向和新路径的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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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人类学微信公众号 2017-12-11
【本文责编：刘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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