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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化语境下，节日习俗活动对村庄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功能。通过以李庄元宵节为个案的考察，从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两个维度对节庆习俗的功能进行分析，发现村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在习俗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再生产，同时两者再生产的过程也折射出村民感性与理性交织的行动逻辑和对村庄本体性价值的诉求。所以，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变迁的形式和路径并不单纯受社会转型影响，也取决于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对村庄功能和意义的建构。
关键词：日常生活；集体记忆；村庄发展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作为变迁主体的农民被卷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在农民的城市化过程中，夹杂着乡土中国与城镇中国的隔阂与融合，而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更是处在多重张力关系中。由此，引发了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问题，即在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中，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关系问题。农村在传统节日里开展的习俗活动，是传统力量在农民文化和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每逢春节及元宵节等重大节日，流动到各地城市的农民重新回到村庄，实现了人口的回流与再集结。因此，对农民来说，向城市的流动，体现了身体主体与所处空间结构的双重变动。既表现为一个农民通过自身主动性积极“嵌入”城市的过程，也是农民在某些重要时刻重回农村的过程，所以，“农民的城市化联接着农村与城市双重空间”。同时，这一过程也是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之间充满张力的重要表征。在重大节日，移居城市农民向农村的回流是否意味着在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农民与农村空间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结？这种联结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逻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目前中国的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质言之，一个拥有巨大传统力量的国家不可能被简单地西方化，但又必须实现工业化。而这意味着“在中国，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二合一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主要议题及分析维度
在城市化语境下，考察移居城市的农民在重大节日回乡的习俗活动对村庄的功能和影响是本文的主要关切点。这一议题又延伸出另一个关联性的问题———农民参与节日节庆活动对农民城市化过程的影响。习俗活动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已经得到充分的讨论，特定群体在特殊时间的实践是民族志经常关涉的主题。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者在研究宗族复兴热潮中对节日的仪式性活动多有论及，如王铭铭等人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活动进行考察，论证了仪式活动对村庄现代性发展的良性功能。民俗学则主要从民俗文化的社会政治意义着手，分析传统民俗中仪式及活动在民族意象、家国情怀、社会心理等话语建构中的功能，以此展现传统民俗如何形塑和影响社会与制度。如高丙中通过对“元旦”和“春节”两个新年的比较分析，指出社会转型期的节日习俗具有“知识再生产的社会意涵”。马明奎则通过文化生态的功能视角，认为元宵节在人民性、家园感、宇宙感等方面具有典型的社会生态功能。李翠玲则从地方性时间的角度指出：“地方性节日和仪式有文化再生产的功能，社会通过节日和仪式活动，能够使地方性的观念和价值被传递下去，使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与人类学侧重“异文化”和民俗学侧重“文化传承”研究不同，社会学则致力于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角度着手，分析现代性对传统民俗带来的影响，目的在于通过对两者的分析和对比来展现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张力。如文军通过对春节习俗现代变迁的考察，指出：“身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许多传统的东西都难逃被改造的命运。”
另一方面，城市化议题下对农民节庆习俗活动对农民城市化过程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也有很多。从研究历程来看，其经历了由“单向城市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向和反思。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民俗对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往往是讨论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民俗在某种程度上是“乡土劣习”，它造成了农民“身份的污名化”，主张通过农民融入城市文化、习得城市生活方式及进行户籍改革等措施来推进农民的城市化。但这种单向度的城市化研究在近年来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与反思，如贺雪峰指出，这种城市化研究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激进城市化的倾向，“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单纯推进城市化将导致严重后果”。江立华从文化主体性角度对当前的农民城市融入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在目前诸多的农民城市化研究中，存在着城市中心主义的单一价值取向，人为地把城市文化及生活模式预设成农民城市融合的前提和条件，忽略了对农民本身城市化意愿的考察，同时也忽视了不同农民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遭遇。刘爱华从“人的城镇化”角度指出目前“乡愁”文化的凸显，是以往单向化的城市化政策导致物质文明发展和人文精神建设之间结构失衡的结果，等等。
上述研究为我们从民俗角度认识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多元视角和思考的多维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我们对传统文化遗产继承和保护意义的认知。不过，从总体上而言，这些研究由于过于强调社会转型对传统习俗的决定性作用，导致其忽视了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以往的研究往往预设了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习俗的衰败抑或复兴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忽视了作为变迁主体的农民在习俗传承中的主体性因素。具体地说，过于强调习俗复兴或变迁的客观性影响，进而主张通过功能修正来促进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但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进程，“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回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质言之，由于在习俗研究中缺乏对农民主体性因素的考察，往往只关注现代性和城市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却极少讨论农民如何通过对传统习俗的继承和保护来为理想生活模式而做出的努力。片面强调社会转型的决定性作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农民参与节庆习俗对村庄发展功能认识的不足。事实上，农民参与节日习俗活动不仅对其城市化过程有影响，对村庄在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看，当前有关农民节日习俗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文献分析方法，擅长从较长时段和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农民节日习俗进行理论分析，但在实证基础上促使相关研究从历史文化关照或意象分析转变为基于日常实践的功能分析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以武汉市远郊的一个村庄——李庄的元宵节活动为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结合访谈资料，对这个村庄农民回乡参与节庆习俗活动进行考察，分析其对村庄发展的影响与功能，并讨论在城市化语境下元宵节习俗、当地民众行动在村庄功能重构中扮演的角色。基于此，本文拟从村庄日常生活再造和集体记忆重建的角度入手，对节庆习俗活动对村庄的功能展开论述。选择集体记忆和日常生活两个维度来考察节庆习俗对村庄的功能，与习俗文化的传承性和集体性本质密不可分，也跟村庄功能延续及其实现的途径密切相关。“集体记忆不仅承载着个人与所属群体之间的文化型构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行为。”在城市化语境的时空区隔下，只有在节庆习俗的集体行动中，已经位于城市的个体关于村庄的记忆才被唤醒和激活，村庄过去日常生活情境才会在村民头脑中再现。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与结果。”保罗·康纳顿也指出，“假如存在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那么很可能存在于各种仪式之中，有关过去的意象和记忆正是通过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的”。不仅如此，节庆仪式还是最能体现村庄日常生活的因素，因为它不仅属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日常观念活动，同时也属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交往活动。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日常生活异化问题凸显，节庆习俗活动通过村庄集体记忆的活化和重构使城市化进程中被割裂的村庄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串联了起来，使已经异化的村庄日常生活得到了再生产，村庄集体记忆得以“活化”，由此，村庄本体性价值得以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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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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