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政治走向大一统、文化初步定型的汉代，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与融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作为节日的载体——官方与民间也是如此。这种互动与融合表现在二者既对立又妥协的关系上，对立是指在宗法专制社会下，官、民两大阶层具有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利益需求，必然会产生可能的对立。妥协是指在大一统的时代，官民之间在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思想基础之上，也会实现某种缓和与妥协。下面主要以汉代寒食节等为例，对节日载体的互动性特征略加说明。

　　寒食节，初兴于两汉之交的太原郡，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官、民双方对寒食的大力禁止与全力支持及最终互相妥协，充分体现了节日载体的互动性特征。官方出于移风易俗或人口生产的考虑曾明令禁止限行，从东汉并州刺史周举至子推庙中吊书谕神、曹操明罚令、后赵石勒的诏止令、北魏孝文帝的一再禁限，都是如此。民众则全力支持，在寒食初兴的太原郡，人们不顾病苦和丧生之虞，“老小不堪，岁多死者”、“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禁火寒食。

　　官方与民间对寒食的禁止与支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呈现出二者对立甚至对抗的互动与博弈。那么，双方博弈的结果如何？就官方而言，失望居多，因为从寒食节在东汉末年走出太原、曹魏时北扩至并州其他诸地（如上党、西河、雁门）的发展来看，官方禁止的结果至后赵时，仍限于“允并州得寒食如初”。可见此前的周举与曹操或疏导或力禁，都收效微小。就民众而言，如果说“民间力量通过其影响下的同样是‘俗民’的被统治者取得了对该统治者所代表的官方力量某种程度的胜利”，以胜利者自居，似也通顺。但从官民双方在信仰习俗上所拥有的共同思想基础来看，或许这样的胜利是官方与民众二者在某种社会心理（如畏忌避忌、崇尚忠贤）上最终不谋而合的表现。因为在民俗学上，避忌心理是一种典型的观念禁忌，对于官民在内的整个社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都有强大的约束力。对于官方的约束力，如后赵徐光以“去年禁寒食”附会当时冰雹灾害的原因，帝石勒除了“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的疑问之外，也没有其他解释，只有默许节日习俗的继续存在。对于民众，避忌同样有约束的作用，如太原及至并州地区的民众不顾官方禁令，坚持寒食以避“龙忌之禁”，这种习俗与所有民间仪式一样，可能“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但其心理的终极关注焦点在于民众的求吉观念，即民众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和美好祝愿。正是这种出于官民双方的避忌求吉观念隐于寒食习俗背后，贯穿寒食节成长壮大的全过程，使官民双方对立之后的妥协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最终达到某种和谐的互动与融合。

　　除了寒食之外，我们从夏至等其他节日中同样可见节日载体——官民双方在活动和观念上的异同及由此反映出的对立与妥协。如夏至节中官方的活动有“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民间习俗有“著五彩，辟兵”，或“赐五色续命丝，……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荐麦、鱼于祖祢。厥明祠冢。前期一日，馔具、齐、扫涤，如荐韭卵”，等等。二者活动的差异之处一目了然，但异中有同，如以朱索或五色之物避忌。再如社日，汉代虽有官社与私社之别，但官方亦有“民里社各自裁以祠”的明确规定（其实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妥协与通融），唯此才有民众于“穷鄙之社”也可“叩盆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从史载来看，汉代节日中官民共享世俗欢乐的场景，更为充分地展现了二者在共同思想基础之上的妥协与融合，实现了节日载体的良性互动。如东汉时期的上巳节，“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腊日时既有官方“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亦有民间杀牛宰羊，斋馔扫涤，遍祭神祖，修刺贺君师耆老，延请宗族乡党婚姻宾旅。伏日，官方公事尽停，“尽日闭，不干它事”，有时朝廷从官还享受皇帝赐赠官肉的待遇，民间则“烹羊炰羔，斗酒自劳”，“荐麦瓜于祖祢”。

　　通过考察汉代节日载体在对立与妥协下的互动性特征，以下三点结论仍值得申诉与思考：其一，节日载体即官、民之间的对立，既与官方“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的政治理想有关，又与民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的复杂现实相系。而民俗文化的共性决定节日本能上“排斥统一，拒绝同化”，这在保证它能够独立发展的同时，也暗示了其与“一统类”理想的对立。其二，节日载体——官民双方在对立之余得以妥协，实现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主导着节日发展的走向，而官民拥有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决定节日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人毕竟是文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从根本上主宰并决定着文化的形式内容以及走势，也正是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并推进社会的发展”。这个“人的观念”亦应为官民共同思想基础的最根本出发点。其三，节日载体——官民双方对立或妥协的互动与二者是否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如避忌求吉）相关，而这种基础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如林富士在评价汉代继承先秦节日的祭祀观时说：“先秦时代，与农业周期有关的宗教活动为官方和民间所共同实行，这也是汉代民间信仰与官方祭典最主要发生重叠的部分。”这种与“与农业周期有关”的“汉代民间信仰与官方祭典最主要发生重叠的部分”即为官民共同的思想基础，它为节日中官民双方在对立妥协中实现良性的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结语

　　相对于汉代节日的发展全貌，上述三大基本特征：解释的神秘性、内容的伦理化与载体的互动性，只是一个概括性描述与择要的归纳，以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一定基础。至少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管窥汉代节日发展概况的一隙视角，从中可见汉代文化在节日中的投影，蠡测整个传统节日发展的大致特征和历史走向。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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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