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全球化视野下离散群体的跨国网络
全球化加速了移民进程以及人口的流动，近十年移民研究中最热的议题就是“离散”，它的研究对象从犹太人延伸到被迫离开祖国的巴勒斯坦人等受难型离散群体。离散现象的普遍性引发学术界对诸多新问题的思考，重新在“无界民族”（unbound nations）、“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等框架下对离散群体、跨国族群进行讨论。克利福德认为：“离散是一种生活在此地，又与彼处相连的意识，完全是冲突与对话中的文化与历史产物……而离散主体则是现代、跨国、文化互动的特殊形式。”
科技的发展提升了人类时空聚合的能力，大大降低了沟通与交流的成本，这也为离散群里的跨国网络建构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得“长程民族主义”和“无界民族”等现象成为可能。对于全球化视野下离散群体的讨论，阿帕杜来提出的“五大场景”较为全面，包括“移民（离散与国家之间的群体）、金融（全球资本的流动）、媒体（网络新媒体与电子通讯）、科技（连接多国合作的技术）、理念（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民间意识）”等。郭又新通过对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考察发现，通过电子汇款、通讯联络、回乡探亲三种方式保持着与祖籍国的密切联系。
除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促成了跨国网络的建构和连接，还有什么力量或底层意识起到关键性因素？到底是离散群体的民族眷恋、归属感，还是经济活动中的现实利益等？Erkmen T D通过对伊斯坦布尔和纽约两个地方从事跨国商业活动的离散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认为日久他乡是故乡。跨国离散群体之所以能够“扎根海外”，是因为民族眷恋仍然持续发挥作用，同时流动的生活、多场域的特殊经历以及向上的社会流动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归属感。五个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组织的案例则展示了跨国离散社群以及跨国网络的复杂性：一方面，离散群体具有多重认同和多重身份，他们从事各种类型的跨境活动和交互，同时连接到两个甚至更多的社会；另一方面，就政治思想和运动而言，离散群体往往被定性为民族主义者，其中混合了民族认同、工具理性和政治诉求。库尔德人的现实利益诉求促成了跨国网络的形成，追求普世人权、文化和政治多元化。东南亚3000万离散到世界各地的人群鲜为人知，可以划分为殖民时代的旧离散者和全球化时代下产生的新离散者，身份的变化带来自我认同问题，迫于居住国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认同困境等而聚居形成的离散社区为彼此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风港，然而为了形成更稳固的族群边界和认同，借由现代信息通信工具以及商业联系而结成的跨国网络实现了这个目的。
针对无界民族、跨国主义等现象，有学者认为随着现代互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维护离散群体跨国网络的成本越来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对居住国的国家认同。亨廷顿的团队对美国24家大型跨国公司总裁的调查发现，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国籍，而且还断言，如果其他国家的国籍比美国护照更为方便的话，他们宁可持他国护照。在他看来，许多美国精英实际上已经“去国族化”（denationalization），这种商业上的跨国离散现象构成了对美国认同的挑战。从这个角度上看，离散族群将加强母国认同，从而为“长程民族主义”以及“跨国网络”等提供了可能性。安德森认为，长程的民族主义会使人们依然感受到母国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在不断为自己的新身份辩护。
总体上，离散群体的跨国联系愈发频繁，不再局限于点对点，而是多个国家之间的跨国网络，比如海外华人网络。在全球化背景下，离散已经扩展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跨国组织。在这个十字路口，媒体技术、跨国连接和文化改造成为关键因素。
四、离散研究前瞻
1991年，Safran创办了学术期刊《离散》（Diaspora），从而为离散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平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离散研究。离散研究快速拓展，其内涵逐渐和国族主义（Nationalism）、族群认同（ethnici-dentity）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联系在一起。20世纪后半叶，“离散”现象从真实族群主体逐渐发展到“文化离散”，文化离散意味着遭遇一种异国传统文化，但是又没有散失自己的文化认同，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对故土（homeland）家国的集体认同。离散族群并不完全是谋求一种“家园回归”模式的政治意义，而是转向对族群身份背后的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可。而且，“文化离散”由于摆脱了政治压力的束缚和局限，激发了族群成员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创造力，这亦使离散族群的悲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殊途同归：日久他乡是故乡
无论是受难型、经济交往型还是跨国移民型离散群体，其行为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为追寻更好的生存境况。除了短期的经济交往型离散群体，大多数离散者不以回归作为目的。动物界大部分迁徙行为发自本能，目的是生存，往返于两地之间，形成一个回路。没有大脑的海洋无脊椎动物水母随着太阳运行轨迹，随波逐流进行日常迁徙，是为了得到丰富的藻类食物和能量；更高级的哺乳动物如驯鹿则在成年母鹿的带领下进行定向集体迁徙；鱼类的迁徙被称为洄游，包括生殖洄游、觅食洄游和季节洄游；候鸟则采取逐温暖而居的迁徙方式，大多往返于南北半球之间。与此不同，人类各族群大部分的离散行为往往不以回归作为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回归的数量相对较少。举例来说，犹太人是最典型的早期受难型离散群体。即便如此，犹太人建国以色列之后，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半以上的犹太人依然生活在以色列之外。对于一个在居住国安居乐业的族群来说，日久他乡是故乡或许是最好的解释。离散的存在方式也许是犹太文明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向我们证明了“民族和土地并非天然有机的联结，一个民族不用控制土地也可以保持其独特文化及差异性”。
（二）关注现实：放下历史纷争
对于不同的离散群体，学术界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受难型离散群体人数少，处于劣势，现实境况不佳；经济交往型中的帝国扩张型相对强势。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都是从非洲大裂谷走出来的，相当多国家和地区的原住民都并非主体民族。新西兰的早期欧洲移民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最终成为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老挝的原住民是分布在半山区以克木人为代表的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等34个民族，然而最终成为主体民族的却是后来居上以佬族为代表的壮侗语族。目前学术界对离散群体在居住国的现实境况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应该避免在历史中自我陶醉的倾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盛极一时，地跨亚欧非大陆，然而土崩瓦解之后国土不到之前的七分之一，各族群离散到周边各地。土耳其要做的不是顾影自怜，而是思考如何处理好国内的宗教矛盾，发展经济。同样，美国有近30万背负沉重历史记忆的苗族离散群体，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缅怀祖先战神蚩尤，而是如何解决生存策略与文化适应问题。
（三）和合共生：离散者的未来
正如《离散》杂志创刊号中所讲，作为“跨国的他者”，离散群体应该成为“跨国关系的模范社群”。在“递弱代偿”的人类社会，个体的独立性越来越弱，与他者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必须通过分工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因此，离散者必须与其他族群一起，在物质、文化交换的复杂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合作，最终实现和合共生。“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学术界理应在拓展离散语义内涵的同时，把握其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增进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全球化之下的当代世界提供更多和合共生的样本。
（本文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1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