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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北泥河沟村的田野叙事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因36亩古枣园，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个曾经封闭的村落保留着非常古朴的形貌，三面环山，面朝黄河，对岸是山西省临县。2013年开通的沿黄公路，密切了村庄与外部的联系，从县城到这里只要半小时的车程。村民们曾感慨，要是早点开通沿黄公路，这里就不会这么穷了。我说:“沿黄公路如果10年前开通，这个村落就不可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了！”
古枣园中树龄最长者已经有1300多年，3个人才能把它环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干旱洪涝频繁的地区，这些枣树竟然生长千年，而且每年依旧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除了这些自然景观，村里有清末修建的戏楼，有雍正和道光年间重修的龙王庙和河神庙，有十余处百年以上的窑洞院落。尽管上世纪70年代末村民集体建造的十一孔窑早已破败，但那里却承载着村民对乡村学堂的记忆。在这个窑洞错落分布的山村，有一处历史久远的特殊景观，那就是戏楼近旁的“人市儿”。这里是老百姓每天聚集聊天的地方，无论冬夏。人们也把戏楼通往村口的路，戏称为“泥河沟的星光大道”。每天劳作之余，村民都往这一站或骑在墙上聊天。我们刚来调研的时候，学生走过人市儿时都紧张得不敢抬头，因为这两排墙上坐满了村民。每次经过，两边的目光都对着你，你只能保持微笑从这头走到那头。这条路后来成了我们与村民交流最多的地方。
2014年6月我们入村调查时，这里共有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有158人左右，60岁以上的111人。在村的老人百分之九十我能叫上名字，家里祖宗几代谱系我都清楚。有一次县委副书记到村里看我，他说:“教授，我听说这里的老百姓都信你的，你也都认识他们。过去这村很多事难办，什么命令都不听，现在一说孙教授说的，这事情就好办了。”我说:“我在这里跑上半月二十天，除了干扰他们劳动外，别无所能。”那天正好人市儿的墙上坐着11个老汉，于是我就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介绍他们的家庭情况，还说出他们的儿子在哪里打工。虽然有一个人我没有叫出名字，但县委书记服了。做田野工作要想真正走入村民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里，做不到这点是不行的。
我们的村落调研，目的是利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契机，让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庄拥有自己定格的历史，因此，与村民共同找回村落记忆，继而使其参与保护行动，最终成为农业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既是我们驻村工作的起点，也是当下乡村建设的目标所在。我们从搜集老照片、老物件入手，村庄尘封的往事得以呈现。村里的老照片有的挂在家里的墙上，有的是压在柜子里。我们在采访中对这些老照片的珍视，让他们也觉得这些的确是被搁置的宝贝。后来，只要我们把翻拍的照片一拿到人市儿上，他们全都围上来。这是谁家的老子，那是谁家的娃娃。我们的工作就从这时开始步步深入了。
在村里，看似平常的老物件一旦被问及，曾经的人和事就会被唤起。1943年出生的王春英，她家有一个木箱子。她告诉我说:“这箱子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的。”过一会我跟老人家再聊，她又告诉我说:“这个箱子是我外婆在我妈妈出嫁时给她的陪嫁。”我一算她外婆是1898年出生的。这个箱子是个“破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有一天十一孔窑能成为“乡村记忆馆”的话，把它放在那里，无论是她的儿子还是孙子，只要回到泥河沟村就一定到那里去看，因为这个箱子是有故事、有温度的。当我们把这些有情感的物件用相机重新记录的时候，我们不仅存留了一段又一段家庭的历史，也收藏了一份温暖的生活记忆。陕北村落没有南方的宗祠，但是那里可以有纪念馆。我很希望十一孔窑能成为一个类似于南方家族祠堂的地方，那里存留着村庄的记忆，是关乎于每个家庭的记忆。
我曾经感慨村庄连300字的记载都没有。原计划第一年我和学生在那里调研之后就可以动笔写村庄文化志了。可是我又去了两次之后才发现，田野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我们第三次去调研，曾经的风水先生武瑞全给我看了他珍藏的宝贝儿一祖上嘉庆十五年的地契、咸丰九年的出租地账、同治元年的赁窑老账、民国元年的迎婚礼账。尤其令我难忘的是，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捧起他妈妈1950年用毛笔书写的日记时的那份神情。那一刻间，我真的抱愧泥河沟！这样的发现给我的启发是，永远不要拍胸脯说自己把田野工作做到位了。和学生每一次去村里时，我都会问他们能坚持几天?但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总会问:“老师，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他们好像已经忘却了半个月没洗澡，只觉得田野工作始终是刚刚开始。
与搜集老物件同时，我们通过口述史的方法，采写了那些在乡村里生活的父一辈、子一辈传承的村落故事。在他们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饱受过黄河之苦，也曾享用过水运之便。如今，码头已不见踪影，峭公已走下船头，但痛苦与欢乐并至的往事却总是呼之即来。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工程、那座护佑枣林的拦河大坝，那条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都留下过他们的汗水与泪水，承载了村落的集体记忆。正是通过这样的记录，有关“文革”时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色娘子军队的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激情的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
别小看一个村子，正是因为它是世代累积的一个象征和情感的体系，已经转换成了生命实体，所以哪里会有探问的穷尽！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讲上几天几夜，更何况是一个村庄故事呢。对搜集村落旧事的这份慎重，实际上是对民间文化的敬重，没有这份情感我们的田野工作充其量只是一个“盗贼”的角色，不过是到那里套取一点知识写一篇文章，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工作而已。而要想把它转化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必须要改变思路，要改变我们对田野工作的基本态度。
我们在泥河沟村做调研之初，从县乡领导到村民，农业文化遗产好像是飞来之物，不知为何。2015年夏天我们在村调研时，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去看我们，见面后给我讲了佳县82万亩的枣树现状、每年遇到灾害怎么办以及如何增产的问题。我接着他的话说:“县长应该回家去磕头，感谢老天爷，让这里连续4年红枣近乎绝收。”在场的人都诧异了，怎么还说让我们感谢老天爷，还说绝收是好事?我说:“如果按照全县丰产的状态，全年能产6亿斤枣，咱不说丰收，就是正常的5亿斤枣，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农民就得天天坐家里骂县长无能，就得去县政府找你们想办法卖枣。所以是老天爷帮了你们，农民只能上龙王庙，上河神庙去拜，却不骂你们，还说县长挺好的，经常来我们村问寒问暖。”所以我说一个高明的县长要知道农业文化遗产是个金饭碗，不能抱着它四处要饭，要打造并利用这一品牌，要在农业功能的拓展中寻得发展的机缘。这才是管理者的智慧。
我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村里的老人说:“这个戏楼这么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重建一个?”我说:“这个小戏楼拆掉能行吗?”他说:“换个新的不好吗?”等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佳县老科协与农大团队举办了一台晚会。我在晚会上讲话说:”2014年4月29日意大利罗马传来了一个消息，中国西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竟然成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全世界才31个，泥河沟村的古枣园就是其中一个啊！”就这么一台晚会，就这么几分钟的讲话，第二天村里不再平静了。早晨4点半我去上厕所，一个老汉在那里徘徊。我问:“老人家这么早就起来了?”他说:“我在等你啊！我差不多一宿没睡觉，4点钟就到这了，我要给你讲，我昨天晚上又想起了两个传说。”与这种追忆的热情同在的是，那个破败的戏楼竟然成为老人们保护的对象。村民这种观念的转变，让我真切感受到村庄不是沉寂的，不是死水一潭，是急需要像我们这样一拨人走到乡村去唤起他们回忆的热情。这一年的表演，我的学生还把他们调研的资料编成剧本。因为在村里采访的任务太重，只是在去武姓祖坟回来的路上试排一遍，所以表演的时候还记不住上场的顺序和台词，只好安排一个学生对着笔记本指挥。看着学生们表演村里的故事，看着他们并不专业却投入真情的表现，老百姓都乐得不行！这是村里几十年都没有的事情了。
正是因为我们的驻村调研，第二年再去的时候有300多个年轻人回到村里。他们是欢迎，也是解疑一真的有人会来关心我们村的事吗?我的学生到那里的时候都不敢下车，因为乡亲们已经穿上了他们扭秧歌的盛装，在村口欢迎农大师生的到来。那一刻间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在做简单的村庄调研工作，而是给人以希望！2015年7月19日，村民自编自演了一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周年庆典晚会。这种寻求改变的行为，让我看到了村庄内发性的力量。82岁的老石匠武子勤自编快板，大字不识，完全凭借头脑记忆，唱泥河沟的历史，夸奖农大的学生。就在那个瞬间，我坐在那里几乎忘却了一切，这山村、这世间好像只有我和这台晚会的存在！
陕北秧歌扭起来有一个特别熟悉的曲调，欢快的韵律让每个人听了都很欢喜。但今年1月13日当我们离开泥河沟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开车相送，又放起那首耳熟能详的《闹秧歌》时，我突然间不说话了，一种流泪的冲动涌上心头，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感，因为那乐曲对我来说
已经不再是一首秧歌曲调，而是跟我今年去关注的扶贫，跟每一个家庭带给我的冲击一那种贫困却乐观生活并勤于劳作的冲击，紧密连接在一起。虽然那一刻间我听到的声音是欢快的，但那是在苦中作乐，那是在贫困中给自己希望的锣鼓声响。调研中，我听闻了一家又一家的故事，他们在贫困中艰难生活。60多岁的妇女还背50多斤重的大石头修河坝，就是为了一天挣一百元钱替儿还债，因为这里的枣已经欠收4年。这样的事总是让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下乡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记录别人家的事，而是记录我自己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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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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