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一）空间：野外与田地

 

　　葛兰言曾指出，古代中国的节庆活动总在一幕草木繁茂的山川场景中举行，因为河流、山岳和森林构成了一种“圣地”的景观，成为秩序中的神圣力量和生命延续之源，并作为季节的衔接点维系着社会的契约。[14]在贵州黔中地区，人们通常于村寨聚落之外和村寨范围之内的一个依山傍水、花繁树茂的坡地上择一处开阔之地来跳场，这不仅有利于活动的热闹，也保证了仪式所带来的灵力不会外流。半边山的花场虽也在村外的坡地上，但更强调是要在一片可以耕作的田地之上，他们称花场为“野外的田地”。

 

　　“野外”与“田地”之景观意涵，可从花场的开设与迁移仪式来分析。半边山最初开设的花场名为“杀鸡田”，是为了跳花场而专门在河谷北岸半坡上新开垦的一块耕地，这块地秋后收下的粮食专供跳场时苗民的花销，冬季则闲下作跳场之地。随着来此跳场的苗民逐渐增多，杀鸡田日显狭小，人们便于河谷南边的一个坡地上重开了一块更宽阔的田地作为新的花场，称“跳场田”。迁移花场需由苗族鬼师来主持特定仪式，其中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捧一把旧场之泥土撒在新场上，意味着将旧场的热闹与灵力带到新场之上；一是在新场上树立一根花杆，象征在这片土地上播种的粮食。可见，设立新的花场其实也就是在野外的坡地上开垦一块新的耕地，而花场作为“野外的田地”，指的就是“坡上的耕地”。半边山是一个稻作农业区，人们耕作的田地主要为河谷两岸坝子上的水田，而河谷两侧的山坡则基本为灌木树林所覆盖，极少被开垦出来作为耕地。因此在当地，坝子与山坡的自然景观之对比，显现的正是一种“文/野”结构的对立。在被认为是“野外”的山坡之上开垦一块具有人文象征的“田地”，这表明花场本身是实现一种“文/野”结构沟通统一的空间。以花场为中心所展开的空间象征，其关系结构如下：

 

　　文——文/野——野

 

　　如上所示，花场作为一个仪式活动空间，是一个实现各种关系相互汇集与联接的地方，而花场的灵力指向的是一种区隔之上的沟通。在仪式活动中，这块“野外的田地”将成为人与物的汇聚之处和生产之地。

 

　　（二）人物：后生与姑娘

 

　　能吸引更远和更多的苗民从四方赶来参加跳场活动，不仅表示这个花场足够热闹，更意味仪式足够成功。但在这些从远方而来的客人进入花场之前，还应举行一个“踩场”的仪式环节，方能使这种热闹所激发的是丰产之灵力，而非混乱之祸根。

 

　　所谓“大树脚的后生，天鹅寨的姑娘”之规矩，表明了半边山花场的踩场仪式，必须由大树脚和天鹅这两个前苗村寨的青年男女来承担。这个规矩与流行于东南亚北部和中国西南地区的“建寨始祖崇拜”密切相关。[15]作为整个半边山第一批定居开基者，前苗村寨的居民与这片土地的鬼主（灵）有着更深的联系，并世袭性地占有和掌握着与土地之灵进行沟通的能力。这虽不能保证前苗在现实中继续占有土地，但在仪式中他们与土地的这种特殊关系却不断地被确认，并得到所有参与者的认可。与其他的青年男女挑逗戏谑的互动不同，前苗村寨的这两对参与踩场仪式的姑娘后生不苟言笑、低头肃穆地行进。他们更像是被“献祭”给土地的“人牲”，以激发释放其丰产之灵。此时他们的结合是公开而庄重的，他们的舞蹈隐喻了生命孕育的开始，也暗示着让土地的“生育力”得以复苏并增强。

 

　　在踩场仪式中，来自前苗村寨的后生姑娘还要听从半边山寨老们的指挥。在寨老们的引导下，这两对后生姑娘要顺时针绕旗杆跳上三圈，且他们所“踩”出的“圈”要尽可能大，之后跟着下场的苗族青年男女则基本上就在他们踩出的圈子范围内活动。如果说，前苗村寨的后生姑娘们所“踩”出来的圈作为跳花场活动一个无形边界，能将花场的仪式空间从日常空间中象征性地区分出来，那么李班家族在仪式中则是实实在在维持边界的人。开场之后，李班家族中的壮年男子手执木棒站在场边，如果见有穿好了盛装但仍在场外扭捏不愿下场的年轻苗族男女，便上前用木棒将他们“赶”下场去“浪”起来；而要是发现有苗人衣冠不整或有汉人等其他民族混入场中，则要用木棒将这些人赶出场外。

 

　　既然花场是在荒野之地开垦出来的一块田地，那么这块田地的丰产灵力也就被这个地方的开基者所拥有。因此通过踩场这一具有“开拓”意味的仪式行为，大树脚与天鹅这两个前苗村寨在整个半边山地区的“开基者”地位得到了体现与重申。而半边山寨李班家族组织维系跳场活动的行为，则又隐喻了这个家族作为这片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对整个半边山地区的“主导”地位。这里经由节庆的欢愉气氛而表达与巩固的“李班家族∕苗族”的联系，不仅生动地折射出二者现实的社会地位，更深刻地展现了形塑当地这种交互共生关系的机制。

 

　　（三）圣物：花杆与场旗

 

　　作为一个年度仪式活动，每年半边山的花场都要在开场前（正月初六）重演当时初创花场之场景。人们先将一根高约丈余的竹竿插入花场中心的泥土之中，以宣告花场这一神圣空间的开启，这根竹杆的中部被一张方形红纸包裹，象征着正在土地上生发但还未抽穗的稻谷。至正月初九开场之日，人们将换上一根顶端绑有茂盛枝叶的花杆，这象征着已经成熟抽穗的稻谷。如此，完成了“丰收”的花场将再次迎接人们进入，开始年复一年的生命循环。花场原本只是一块野外山坡上的田地，是高耸于花场中心的花杆赋予其神圣性，因此花杆作为“显圣物”（hierophany），能将无序的世俗空间标识和转化为有序的神圣空间。[16]

 

　　在黔中其他地方，花场中心所树立的花杆实为一棵丈余长的花树，以顶端枝繁叶茂为佳，寓意丰产之灵力。半边山花场上的花杆则由竹竿和竹枝制成，如考虑到“汉父夷母”的李班家族所具有的“一半”布依族血统，以及布依族文化中“竹王崇拜”特征，就能明白这个花场中央为什么树立的是竹子，而非花树。按规矩，半边山花场上的花杆由竹拢寨的“后苗”负责提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花场的显圣物只是一根花杆不同，半边山花场中树立的花杆上面还挂有一面由李班家族保管的场旗，当地人认为其有调节风雨的灵力，也是这个花场最神圣之物。相传场旗曾有两面，一为绘有能唤雨水的龙旗，一为绘有可促天晴的虎旗，均为皇帝所赐。至清末民初，场旗则由两面转为一面，上面的龙虎图案变成了八个烫金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由花杆和场旗所组成的花场显圣物，表明了这个仪式不是来自“一个社会”或“一个文化”，特别从半边山跳花场显圣物的制作筹备与景观展示的过程中，可明确感受到这个地方年度仪式的跨文化并接与超社会统合的意味。首先，后生与姑娘围绕着花杆的踩场仪式，使得“前苗”在一片荒野之上拓土开基的行动及其意义被不断地重演与确认，而实现这片土地得以丰产的灵力也由此被激发释放；其次，每年花杆的更换与制作，特别是在竹拢的劳力贡献之下，花场中央的竹竿所经历的从中部裹有红纸的场杆到顶端绑有枝叶的花杆之转变，实际上正是对粮食生长成熟过程的象征性模仿，这使“后苗”在这片土地上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从而将丰产灵力转换成为丰产现实的这一事实得以再现；最后，悬挂在花杆上方的场旗，以它上书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强调了大地丰产的终极意义与永恒秩序。在这里，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的秩序被并置在一起，突显出天地万物的和谐既是促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之前提，也是其目的，由此人们对丰产的祈祷与实现获得了最终的精神价值和实质的社会条件，而彰显和维系这些价值与条件的则是世袭永久地保管场旗的李班家族。所以当场旗在每年的跳场活动中被悬挂在花杆上方迎风飘扬于天地之际之时，半边山寨李班家族在当地特殊的社会地位也不断地被确认和宣示。围绕着这根树立在花场中央、通天入地的旗杆，半边山人生活世界的秩序体系与价值意义得到深刻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