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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地域为主导性分类的社会：迪庆的案例
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聚居区域，生活着包括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汉族、白族、彝族、普米族、苗族、回族、独龙族、怒族等十余个民族。③与很多民族聚居区“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态不同，迪庆的很多村镇都有多个族群杂居在一起，并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换句话说，在这里，族群差异并没有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区隔，即并没有成为首要的社会分类系统。那么，是怎样的历史情境推动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人与人之间又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区分的？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迪庆地区的历史。迪庆地区处于汉藏交界的边缘地带，由于贸易与军事的原因，先后有许多族群来到这里，在澜沧江与金沙江边的河谷地带，以及作为贸易与行政中心的县城，形成了不少多族群共存的村镇。1949年以前，迪庆地区的土地都是属于当地土司与寺庙的，来到这里的人群，可以向土地所属的土司或寺庙申请，获得土地，成为“正户”，向土司或寺庙缴纳租税，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根据今天村落的传说，每个村落都有几户“原住民”，即最早来到这个村落的居民，后面来到的人群，或是向这些原住民租种土地，或是“卖身”成为他们的“娃子（即奴隶）”。如果经济条件好转，也可以买下土地，另立门户。
纵观迪庆地区的历史，这里并未出过雄霸一方的大土司。更多的时候，土司与土司、寺庙与寺庙之间的力量是相对均衡的，除了必要的交租与差役以外，土司或寺庙与普通人民的生活并不会发生多大关系。村落的基本制度为家屋制，即每家住屋均有专门名号，代表家屋继承人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凡住屋财产、屋外的田园土地、粮税差役、家族世袭以及人员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在家屋名号之下。④这套家屋制度，确立了以“户”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
家户与家户之间，通过联姻的方式形成相互联结。在迪庆地区，跨族群的通婚是极为常见的，不分男女，只要嫁入某个家户，便需要遵从这个家户原有的生活习惯与风俗。这种遵从，并非是对原有族群身份与文化传统的完全抛弃，而是可以在私人空间里保有自己的习惯。例如，在德钦县升平镇、香格里拉县建塘镇等地，都有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迁入当地的回民，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嫁到”了当地藏族家里，生活习惯已经完全藏化，吃猪肉，喝酥油茶，但在每年伊斯兰三大节庆之时，他们还会去当地的清真寺纪念自己回民的“根”。相反，如果当地的藏民嫁入回民家，则需要遵从回民的风俗，不吃猪肉，但在藏传佛教的法会或是有人邀约一同转山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去参加。
除联姻之外，家户之间会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相互帮助，也会在“红白喜事”的时候相互走动。在村落的经济活动中，家户仍旧是最基本的单位，在遇到类似水源分配、修建房屋、收割仪式等与生产相关的事务与仪式时，每个家户都需要派一个代表参加。此外，如果村子里有一家人遇到红白喜事，每个家户也都需要派人去帮忙。例如，金江镇吾竹村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落，有纳西、白、汉、藏、苗等数个民族。按照当地惯例，无论红白喜事，每家宴请时都流行请“十二大碗”，即十二道菜，在当地人看来，这属于“江边一带”共同的风俗习惯。如果村中某一户人家需要举办类似的宴席，整个村落的家户都会派一位以上的妇女前去帮忙洗菜烧菜等工作。这样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如果不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便会被村里的其它村民视为“外人”。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有一户人家因为家中丈夫去世，子女外嫁，家中没有空闲的人手来履行这样的义务，在商量之后，女主人主动放弃打工的机会回家守着老宅，以便邻里间有这样的需求时可以及时回应。
在家户之上，每个村子里还会有一些受人尊敬的、负责协调村落事务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老民”。根据民国《中甸县志》的记载：“老民如内地之耆老或绅士，其地位在伙头之上……凡各甲各村之任何公务，须经老民会议而后实施，大有乡参议院之意。”[5](P.61)根据当地人的回忆，“老民”的威望通常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家族兴旺，二是对村落中的仪式规范比较熟悉，三是行事公正，从公共利益出发，不局限于私人利益。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在遇到一些事情，如村落收成不好，希望土司减免租税的时候，“老民”便会联合起来与土司沟通，土司通常也会接受他们的建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老民”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的族群，只要有“公心”，便都会在当地拥有一定的声望，而他们在处事的时候，也并不会由于自己的族群身份便偏向于某一族群。
在老民的带领下，迪庆地区的每个村落都形成了自己的“村规民约”，其中既包含道德性的内容，也包含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到今天，仍旧可以见到一些成文的村规民约。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中甸独肯宗中心属卡⑤曾制定《本寨老中青公民应遵守的公判布卷》，规定“应严守‘十不善’之诫训，诺遵处世三行为……三行为：不嫉妒，不害人，容忍不同观点和不将己见强加于人之行为。”[6](P.21)此后，从乾隆到光绪年间，该属卡又先后制定了《中心属卡汉藏公约》、《本寨藏公堂限制送礼的公约》、《本寨军民防火公约》等规范，其中包含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项规范性内容。[6]这些公约都以地域为基本单位，为不同族群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共处提供了基本规范。
概而言之，迪庆地区以家户为基本单位组织村落，并在村落权威的带领下形成了一套内生的村落秩序。每一个当地人，都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有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在一年一度的村落节庆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在当地，每个村落都会有自己的节庆，这些节庆或是与自身村落传统有关，如吾竹村的龙潭庙会；或是与“大传统”的年度周期相符，如春节。
龙潭，位于吾竹村村落平地往上三公里处，也是全村的水源所在。五条溪水在这里汇集，又从溶洞中流出泉水，泉水清澈寒冷且常年不断，是当地生活与生产的最重要的水源，同时也担负着水力发电的重责。在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吾竹村，水源所在地自然成为了村落的“圣地”，也成为了人们的聚集之所。根据当地的传说，龙潭底下卧着一条黑龙，黑龙不仅保佑地方风调雨顺，也会顺应人们的要求给予帮助。在龙潭边的空地上，建有龙王庙，供奉这条黑龙。每年三月十五的龙潭庙会，是当地最重要的节日，每到这一天，吾竹村的村民无论民族身份为何，都会聚集在龙潭前面的空地，祭祀龙王，唱歌跳舞。有趣的是，龙王庙在初建的时候，供奉着一位仅属于纳西族的神灵，1988年重建的时候，村民们则把这个仅属于一个族的神灵“请”了出去。这也可以被视为村民们的“自我确证”，即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村落，在属于村落的圣地中，不能有仅属于某个民族的象征存在。
春节，则是当地人热爱的另一个节日。迪庆地区从什么时候开始将春节作为村落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的，已经没有人能说清，这固然可以视为迪庆地区被“国家化”或是“汉化”的结果，但也可以认为，当村落中各个族群的人们想要找到一个各族共享的节日的时候，最为“中性”的春节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根据当地人的回忆，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全村的居民都会各自带着各自的食物，集中在村里的共同空地之上，分享食物，祭祀神灵，唱歌跳舞，一直到很晚才会离开。在对当地人的访谈中，几乎每个村民都会谈到春节的情景，有些已经离开村落多年的人，在说起春节的时候还会表达出对家乡的无比怀念。
可以看到，在迪庆的地方社会，虽然也同样存在着自我与他人的分类，但这套分类体系并不是以族群，而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在村落中，人们按照家户或其它地域标记⑥定义自身；在村落层面，则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共同体，并在村与村之间形成界限。1949年以前，当地的老百姓也会意识到，由于族群不同，身边的邻居与自己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会有差异，但“尊重差异”是他们从小接受的教导，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共同生活。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以在迪庆地区看到多个族群处于同一屋檐之下的家户，这在当地人看来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以后，迪庆地区正式被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中，官方性的民族分类取代了地方性的族群认知，使得人们此前模糊的族群身份有了清晰的表述。当地人开始逐渐用“我是某族的”来界定自己，并以此形成了与他族之间的区分。至今为止，在大部分地区，尽管民族分类并没有彻底改变村落原有的共同生活，但仍为地方社会带来了一些变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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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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