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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见于正史记载的冥婚少之又少。综前所述：其一，冥婚是与儒家的意识形态相悖的民俗；其二，冥婚更多是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婚丧选择。大多士人不屑于记录这些有违儒家道德礼仪的民俗，这也体现在地方志的编撰取向中——宁肯记录那些有益世道人心的贞烈妇女的殉葬，也不会对冥婚留下丝毫笔墨。冥婚只是偶尔出现于文人墨客的猎奇笔记之下，明代的学者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说：“则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间犹有行焉而无禁也。”即是统治者固然不倡导这种“陋俗”，但是也不会坚决反对，大多任其自生自灭。可以说，历朝历代对冥婚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民国时期的民俗学者黄石认为，冥婚盛行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怕夭折的未婚男女作祟；做父母的为未婚子女冥婚以求心安；借助冥婚敦友谊攀豪贵；入祖坟成为家族成员需要。”（黄石民俗学论集·冥婚》）考察历史上发生的冥婚，“借助冥婚敦友谊攀豪贵”多在唐代，之后再无史料可以佐证。黄景春以为，冥婚在当下依然盛行，“最根本的原因有三：对死者作祟的恐惧；为人父母者自身情感宣泄的需要；宗法性家族制度的要求。”（《论我国冥婚的历史、现状及根源》）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没有发现第一种原因的存在，随着科学昌明，人们接受现代教育增多，加上无神论教育，对鬼祟的恐惧已经基本没有土壤了，人们更多需要情感慰藉，而潜藏在文化传统中的祖先崇拜观念，也借助冥婚得以体现。
本次冥婚田野调查中的翟玉芳，在丧子失夫之后，支持她活下去的信念，就是给死去的儿子一个交代——为其“配干丧”。对于女方家人来说，女儿的死亡固然不幸，但她最终被一个家庭接纳，在彼岸不再是孤魂野鬼了，其家人的心灵也得到了抚慰。
冥婚是传统文化中慎终追远价值观的体现。彭利芸在《宋代婚俗研究》中说：“风尚固然荒诞至极，然而，岂不更显中国伦理道德的内涵。这种父母爱子女的骨肉深情，不因死亡而减轻，除中国伦理外，有何民族能与相比？”
钱锺书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在我国南北方甚至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着这种民俗，前已述及宋代的粤西廉州等地就有“迎茅娘”之俗，到了民国这种风俗依旧：
隆山土俗，子死后，家若不安，即择一年龄相当之女尸，与之合葬。谓子得偶，不再为祟于家庭。斯时，亲朋毕贺。男女两家，亦各以姻谊关系，联为戚好。如此者，谓之“冥婚”。（刘锡蕃：《岭表纪蛮·编后余墨》）
一直在今天的壮族中还保留着这种民俗。“壮族人相信灵魂不死，认为人死后在阴间也像活着的人一样生活。通过冥婚，期望已不在人世间的子女同样有美满的婚姻，体现了父母对儿女的关爱、思念。”（黄雁玲：《壮族传统家庭伦理及其现代演变研究》）
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冥婚还存在于包括日本、韩国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这种违背儒家礼仪却生生不息的民俗，正显示了儒家实用理性的理念。
结语
历史上，对于冥婚的批判，多聚焦于与儒家礼仪的相悖，关于礼仪制度与社会习俗的关系，陈寅恪先生说过：“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也就是说，历代政府所主张的礼仪制度，往往年与时弛，必然会成为具文，而社会则依照其惯性继续，所以从文化礼仪角度看，冥婚并没有与儒家礼仪相悖而被湮灭。
另一方面，一些变异的冥婚，如“抱主成亲”等陋俗，确实有违人性：“所谓‘抱主成亲’，为活人和死人结婚，而此女子一旦成婚后，就要终生守寡。冥婚陋俗，形式虽异，惟此等婚姻，最为怪诞，殊无人道，不宜流传。”（彭利芸：《宋代婚俗研究》）而这种殉葬式的冥婚，则是被儒家所倡导的，儒家对于冥婚的态度无疑是矛盾的，也是冥婚不能被消灭的另一个缘由。
凡事必有利弊。冥婚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盗掘坟墓、贩卖女尸，甚至出现了杀人卖尸等违法犯罪现象，这些现象远远背离了冥婚初衷，绝非是冥婚主张者所认同的。谋杀的情况自不必说，发冢也是要受到极为严酷的法律处理的。《淮南子》记载：“发墓者诛，窃盗者刑。”唐代关于掘墓的刑罚更为细致：“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其冢先穿及未殡，而盗尸柩者，徒二年半。”（《唐律疏议》卷一九）以后历朝历代，对于发冢的处理，基本照搬唐律规定，再无大的变动。
历朝历代对于冥婚的管理，给人们以借鉴：以宽容态度对待充满人性关爱的冥婚，作为传统丧葬文化的一部分，冥婚体现了中国人守护人伦、恪守家庭亲情的美德。而对于那些不择手段的犯罪问题，则应当用法律手段予以处理，这也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必要保障。
（本文原刊《寻根》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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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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