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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越文本：“太行书会”曲艺赛背后说书人的变化
新时期政府公共文化建设与民间文艺具备了新型关系。从当下看，陵川盲人曲艺队社会活动的新特点就是借鉴“书会”的文艺交流形式，联络成立晋东南盲艺人联合会，于是便有了“太行书会”。“太行书会”曲艺邀请赛，由陵川县盲人曲艺队老队长侯松锁发起，每年举办一次，从2012年至2014年已举办三届，是晋东南各地盲说书艺人交流、聚会的平台。有陵川钢板书、阳城鼓书、高平鼓书等。前两届“太行书会”都是由“陵川县盲人曲艺队”主办，第三届开始由晋城市文化局主办，其书会内容也有了一些新变化。例如：“太行书会”盲艺人聚会交流活动变为“曲艺邀请赛”；举办地点由陵川盲人曲艺队大院改到晋城市文化广场；举办方也发生变化，前两届由陵川盲人曲艺队自行组织，企业赞助，第三届则由晋城市文化局组织；参赛剧目要求必须是新剧目。另外，书会表演变得更加舞台化、说唱表演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2014年政府参与太行书会曲艺赛的组织，无论从舞台设计、视频直播、音箱、灯光等媒体准备，还是主持、评委、比赛奖励，都有极强的号召力，为整个说书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也从最初对于市场的宣传，逐步发展为对于整个市场的操控,使其明显地呈现出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势。比赛中对传统曲目的改编也有很大的争议。有的鼓书已经改编为歌舞唱，有艺人不满与抱怨，认为“那些获奖的书，连鼓和板都没有，已经不是鼓书说唱了，完全失去了传统的味道”。政府地域文化形象的塑造，需要从传统艺术提炼特色艺术元素，说书人则希望政府能提升鼓书说唱的文化品牌，双方是共赢的良性互动，但是需要谨慎处理传统与现代曲艺观念的差异，否则会影响地方曲艺的整体发展。这是政府曲艺赛的两难之处，究竟该与时俱进，追求艺术水准，提升新编书目的质量；还是保持传统，平衡地方曲艺艺人的整体发展，后非遗时代民间艺术大多面临这种发展与传承的困境。
曲艺赛要求必须有新剧目，符合时代主旋律。调查发现，很多传统的鼓书说唱，内容不能及时更新，就无法参加曲艺赛，这就使传统书目数量减少。另外舞台表演有时间限制，长篇曲目就不适合舞台化表演，只能表演小段和书帽，这对于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长篇鼓书更是雪上加霜。这类舞台化的书会曲艺赛，让传统“听书”变为以“看书”为主的欣赏习惯。还有的曲艺工作者改革鼓书一人一板的表演形式，加入舞蹈表演、小品等元素，民众很喜欢这种热闹的氛围，但对传统鼓书而言，这种改变已经超出其本身的艺术特点，似乎已经不再是非遗项目所要传承的形式。改编的尺度和民众欣赏需求的平衡，这种传统艺术的现代论争再次成为曲艺传承的双刃剑。
日本民俗学者菅丰谈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变化才是他本来注定的命运，历史越是悠久，其所发生变化的频率就越高”，“但在现实当中，因为这样的产生新文化的活动，人们的生活才会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即使具有历时性的古老的文化，也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文化的创造过程才生成的。”“太行书会”的出现其实隐含着新时期艺人、政府、民众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
太行书会的转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良性对接，有助于实现政府与艺人的双赢互构。说书这种传统曲艺属于民间文化易受冲击的一类形式，它有顽强的适应社会发展的生长性，但也存在极为脆弱的一面。在社会进程如此之快、各种文艺形式如此之多、民众审美要求日益多样化的当下，民间说书面临极大挑战。现在正逢国家大力保护传统文化发展之时，受众也在经历过各种新奇之后重新接受传统的回归，政府发现“太行书会”承接传统文化的闪光点，于是由最初民间自发逐渐转变为政府参与的公共文化建设。
传统曲艺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太行书会组织形式的转变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积极挖掘传统文化优势资源，为现代公共文化建设提供新的动力，使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能够真正满足民众实际生活需求。对于说唱本身来说，此种民俗文化借助政府之力，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返民众视听审美当中，这是当下民俗曲艺的重要取向。对于民众来说，传统说书既有传统的历史感和生活气息，同时又面向当下的社会内容，艺人在广场化的曲艺赛中重新得到“宣传”认同，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因此互动成为新时期地方传统文化展现和重构的重要途径。
从新时期盲人曲艺队的社会互动看，无论是历史变化，还是演出内容，都有了新的时代特征。曲艺队作为传承群体的特征明显，保护和参与的主体呈现多样性。在现代文化传承的视野下，单方面的力量无法完成钢板书、鼓书等项目的整体性保护。就“太行书会“曲艺赛来看，群艺馆排练的老师、舞台表演、主持人、晋城文化局、群艺馆的曲艺研究人员等多种社会角色的参与，共同造就了当下非遗项目的整体性面貌。虽然在传统的保持中，曲艺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多样性主体的存在，可以促进传统记忆的恢复以及新生文化的良性发展。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去认识传统说唱，不只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稀有性”、“历史性”这些宏观壮阔的大话语之下去看待与分析，更应该从一种实际的、有情感和温度的“与人幸福”之间的关系去把握。“作为能够给保持它的人们带来幸福的一种资源”。太行书会作为联结晋东南盲艺人的一种组织，有助于加强盲艺人这个特殊群体之间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使得“人际关系的重新确认和再度强化”。从此层面上来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的说唱艺术才更具现实意义。
传统意义上对地方传统的关注，缺少乡土信息和草根情结，对散落在民间的碎片化民俗知识，或者是改造的眼光、文艺宣传的工具，抑或礼失求助于野的田园情怀。较少从民间艺术所关联的社会互动、生活关系，甚至说书人自己的归属感、幸福感等方面，重新审视现代社会框架下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承载。一定程度上，说书人是我们理解民间艺术，进而认识地方民俗社会的出发点。人们借助民俗实践实现自我的社会属性与人生标识。民俗代表着一种传统的惯性，个人在参与这一传统惯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地自我生成，生成其情感、理性、理想、人格等。
传统曲艺形式是依照一系列的文化习俗与有组织的实践形成的，在其演变过程中,社会历史的连续性与个性化的选择起着一定作用。乡村说书不仅仅是纯粹的曲艺活动，在实际生活中还能够增加仪式感的神圣性和趣味性。当下城镇化进程加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农业文明、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衰弱，传统民俗学学科经典研究对象，诸如民歌、民间故事、民间传说逐渐消失，民俗随着乡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影响力也微乎其微，这些民俗传统很难主导现代社会的人生和日常生活意义。但民间艺术的演变轨迹却截然不同，在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特别是近些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的提升，传统民俗曲艺资源，逐步成为地方乃至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代表地域优秀文化形象，被重新赋予新的社会角色。民间说唱也被裹挟在这个文化创造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被放大或者摒弃，在重构、解构和建构中找到新的价值。也正因如此，新时期民间说唱正在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政府与民间，市场与习俗多种社会博弈的艺术表达，由此展现的新型地域文化形象是植根于草根形式，包含着多样社会经验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图景。
（本文原载于《民族艺术》2016年第4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刊。本网刊发版本源自微信公众号“山西民俗学”，经作者本人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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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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