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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地方：历史视野中说唱文艺的时代演进和变化
从历史上看，陵川盲人曲艺队的发展受社会时代变化影响很大，特别是主流意识文化形态的建构，曲艺说唱充当了社会动员、文艺宣传改造的主要角色，其历史背景与发展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延安文艺传统。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1943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开始关注民间文艺，之后，延安开展了大规模的说书艺人改造运动。首先是发现了说书艺人，标志性事件就是1944年丁玲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民间艺人李卜》一文，使得李卜广为人知。此后，这些民间艺人的发掘便成了文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44年延安文教大会之后，说书改造受到了极大地关注，发现了“韩起祥”这样代表性的说书艺人。
此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及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学”。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其首要任务就是使得全国范围内迅速认可新的现代民族国家。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群众文艺＂、＂文艺大众化＂，积极寻找民间艺人，发现和改造旧文艺，实际上是将农村社会的革命动员、民众教育与乡村社会改革共同进行。
1946年间，文艺工作者讨论老百姓究竟应该过什么样的文化生活？太行根据地乡村的文化状况是怎样呢？当时文化工作者讨论会中，有位作家从老百姓家里拿来几本书，有不知是什么迷信团体的《太阳经》《老母家书》，写着“洗手开看”的《玉匣记》《选择捷要》，在农村青年手中借来的《秦雪梅吊孝唱本》《洞房归山》，还有《麻衣神相》《增删卜易》《推背图》一大堆。他说这才是在群众中间占着压倒之势的“华北文化”！随行的马夫勤务员们也都向老乡借《五女兴唐传》之类来看，而且很好借，家家都有！”针对农村封建文化这种状况，文化生活方式的变革要从《秦雪梅吊孝》手里夺取读者阵地，还得从《四郎探母》的戏台下夺看客。
从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农村说书和戏曲非常盛行，几乎家家都有《五女兴唐传》这类的唱本。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讨论，承袭延安文艺精神，改造乡村文化生活方式，在文化生活和文学领域，构建新中国民族国家话语。在这一背景下，说书人从简单自由的两三人组合，逐渐转向由文化系统管理的“曲艺队”，有的被称为“抗日宣传曲艺队”、“鼓书宣传队”。到了1960年，成立“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称的变化也恰好说明对说书人的社会改造过程，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文艺改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启蒙教育民众，建立新的乡村生活规范。1946年陵川盲人宣传队就是在这一曲艺背景下成立的，其实晋东南各县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成立政府文化体制下的曲艺队。如1952年，在《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高平县成立了曲艺宣传队，并且吸收了部分女性人员和明眼人参加。说书通俗易懂，灵活生动，故事性强，历来是文艺宣传的排头兵，特别是对广大农村来说，是文化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场域，所以文化工作者才会发出要向唱本和戏台夺回文艺宣传阵地的呼声。
二是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说书艺人的变化。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文艺界积极配合抗战宣传，曲艺队活跃在斗争的第一线，通过编创新节目宣传抗日斗争，鼓舞军民士气。有的盲人还利用流动说书打探消息，直接参与革命斗争，沁县盲说书艺人赵文焕冒险给八路军送情报牺牲在沁县寺家庄。这一时期说书艺人开始了“新说书运动”，主要宣传抗日英雄，歌颂军民团结、土地改革等内容。其次，演出人数和乐器也发生较大改变。由过去一两人走街串巷的演唱变为三五人的舞台演出，乐器也由单一的鼓板、三弦，加入了锣、鼓、镲、二把、板胡、笛子等伴奏。再次，有些曲种根据需要改变了唱腔。如1947年阳城县曲艺队随军演出，来自各地的战士大多听不懂本地鼓词，曲艺队改革唱腔后才受到战士们的欢迎。最后，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政府请文艺专业人员对艺人辅导，教习简谱、乐器演奏技巧。如1945年武乡鼓书艺人韩庚江还曾应邀给在潞城驻扎的北方大学讲授鼓书的唱法和书目。
三是1950年代政府文化部门开始系统管理民间艺术团体和民间职业艺人。如1959年山西省文化局《关于处理盲艺人鼓词宣传队问题的函》针对黎城县鼓词宣传队部分盲而不艺的的问题，通过及时整顿，把业务水平低的人安置到公社从事生产劳动，同时积极培养爱曲艺的青年后辈，不再组织青年盲人学习说唱艺术，并拨给艺人生活救济金四百二十元。1961年山西省文化局转发《文化部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希望“团结当地曲艺艺人，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本地所有传统曲目、曲牌、书词如实地抄录下来”。1964年山西省出台了《关于流散曲艺、杂技职业艺人管理办法》，发给流散艺人登记证，演出要经当地文化部门同意，发给巡回演出介绍信。
另一方面，文化系统组织的民间文艺汇演，使得传统曲艺逐步舞台化、艺术化。有些民间曲艺所属的艺术种类和名称都是在这一时期才逐步确立的。1950年代，中央和各省市地方政府组织大量的文艺汇演，迎来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高潮。通过一系列的汇演，民间文化在艺术领域暂露头角，曲艺等民间艺术也逐步开始雅化、舞台化、意识形态化、官方化的历程。这种文艺汇演和全国性的交流比赛，首先提升了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扩大了说唱曲艺的知名度，很多土生土长的节目和底层艺人，因为汇演，可以去北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得到了国家文化建设对乡土艺术的高规格认同，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领域。其次，民间曲艺被纳入到政府文化体制内传承。晋东南各县市文化馆、群艺馆纷纷建立曲艺队，为艺人安排编制岗位，从农村调入城镇，统一管理。鼓书节目的创作开始有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的参与，比如赵树理的《谷子好》，更让高平鼓书名声大震。经过社会媒体的广泛宣传后，传统节目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尝试舞台表演，乐器伴奏、服装道具、唱词变化等改革，更加符合时代气息，之前自由生长在民间的民歌小曲，一时成为具有官方性、合法性的，代表地方特色的标志性民间艺术。
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间文艺的变化。20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部牵头开始全国性的十大文艺集成工作，其中曲艺集成重点搜集各地鼓书小戏，数以千计的民间曲艺，如鼓词、道情、琴书、三弦书被文艺工作者重新挖掘整理出来。直至2009年，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才全部出版完成。1980年代开始的曲艺普查，再次焕发出民间曲艺的艺术魅力，很多珍贵的视频文本资料得以保存，由此也拉开了民间曲艺再次进入政府主流文化建设的序幕。到了21世纪，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开始了自上而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搜集整理地方民间文化，按照十大类的分类体系，在民间曲艺、民间音乐中重新开始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四级名录。三十年前做过的曲艺普查被再次推至民间文化保护的前沿。所以各地的秧歌、鼓书、道情、三弦书利用已有的基础资料，重新成为新时期非遗项目中的佼佼者。民间曲艺迎来了非遗时代，传统鼓书、钢板书、四弦书成为非遗保护项目，文艺与政府公共文化建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传统民间文化再一次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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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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